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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古文研究园地相当冷清,原因有二。在北宋古文创作进入高潮之后,南宋古文家难以为继,无力推陈出新,故难获研究者亲睐,此其一;古文研究者误将爱国志士的慷慨之文作为南宋古文的主体,舍学者之文而不顾,难以有所发明,此其二。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转变观念,重新厘清理学与古文的关系,将理学家之文作为南宋古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研究的视野。 古文对儒学有着先天的依赖性。古文本为宣扬“古道”而兴起,宣扬“古道”意在复兴儒学,儒学在唐代的生存状况,实质上左右着古文命运。中唐古文的兴盛,晚唐古文的低落,即与儒学的盛衰相一致;有唐一代古文发展的迟缓,显现出唐代儒学复兴的艰难。北宋古文运动的胜利,就是儒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古文的核心是“古道”,而非文辞之古、文风之古、文体之古。开、天年间古文的艰涩,韩门一派的奇奇怪怪,甚至一代唐文的奇崛之风,都与唐人过度关注文辞复古、文风复古、文体复古相关联。韩、柳的成功,在于对“古文”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入;北宋古文的勃兴,亦得力于古文家对“古道”理解的深化。正是在对“古道”的阐发之中,理学开始萌芽直至形成。唐宋古文大家,尤其是北宋大家,多为理学先驱或理学家。可以说,古文的兴起与理学的滥觞,发生于同一文化思潮之中;理学与古文,也并非天然的敌人。道学家与古文家对立,即在于他们各自对“道”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要求。文统与道统的融会,只有在各自得到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进行。使之融会的使命,历史地落在了南宋理学大家的身上。南宋文化高度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学术繁荣。学者之文,实为南宋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南宋理学大家的古文,更对南宋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亮以一世英豪自勉,疾呼恢复,倡言王霸,尊崇功利,在思想领域不无摧陷廓清之功。陈亮慷慨作论,径遂直陈,一任忠义之心、婞直之性袒露无遗,少有吞吐嗫嚅之态,颇具浩然之气。其文笔力矫健,气势恢弘,情感激越,劲节壮思,往往使人心骇目夺,足与当时文章大家相颉颃。尤其在软媚之风弥漫的南宋文坛,陈亮之文高声促节,如作噌吰镗鞳之音,震聋发聩,催人警醒。真是堂堂正正,有英雄气。 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其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文章理论,虽有浓厚的道学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