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歌剧自发轫之初,就有承载着意大利民众在社会危机爆发中追求荣誉感的道德传统。19世纪,意大利歌剧再次历经了大歌剧、喜歌剧等艺术形式式微的危机,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重新走上舞台,以歌剧的伦理价值为创作理念,以富有生机的英雄性史诗事迹、爱国故事、追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追求忠贞不二的爱情观等为主要题材,以具有男性气概的男高音歌唱家为主角,再次把意大利歌剧推向巅峰,迎来了“美声学派新时期”。浪漫主义时期,道德责任始终贯穿于歌剧的创作、传播、表演等各个环节,它们用带有丰富戏剧情节的音乐把受到浪漫主义精神浸染的伦理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使这个充满变数、充满危机的世纪之交涌出了大量优秀的剧作人和经典作品。威尔第亲临了意大利为了争取民族的解放,同奥地利的殖民统治英勇斗争的革命浪潮。他的歌剧作品以反对异族压迫,追求公平、正义、自由等永恒价值为主要内容,把受压迫劳动人民在黑暗的殖民统治下所面临的道德两难的困境,作为其歌剧戏剧情节的基因,以充满爱国主义热忱的音乐鼓励人民起来斗争。如《纳布科》、《欧那尼》、《伦巴第人》等作品鼓舞了意大利资产阶级的统一,为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普契尼则是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的大师,他的创作集中在十九世纪末至欧战前,颠覆了欧洲歌剧的传统,采用各国民族民间音乐为主要创作素材,创造性的把“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搬上了歌剧舞台。他的创作打破了欧洲音乐“先进论”这一狭隘的艺术观,使东方的音乐走向了世界,也使西方人发现艺术的多元存在真谛。如《蝴蝶夫人》用日本民歌表现日本女子巧巧桑忠贞不二的爱情观,《晴朗的一天》成为世界歌剧舞台上的爱情绝唱,普契尼有感于西方异化社会混乱的价值观,其歌剧视听具佳的承载了艺术家对正确爱情观、家庭伦理的呼唤。罗西尼的歌剧创作以社会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为脚本,以意大利民歌和民间舞蹈为音乐元素,对意大利各阶层的人物性格进行描画,真实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罗西尼的歌剧作品以生动表达道德情感问题著称,他注重挖掘驱使人们行善的道德动因。通过批判伪善品格和违伦理现象,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道德沦丧、违背人性的社会是恐怖和可憎的。通过对人性问题的关注,以罗西尼为代表的意大利歌剧作家创作了反映市民阶层幸福生活的喜歌剧、真实主义歌剧等新的歌剧艺术形态,并对浪漫主义后期功利主义幸福观和求乐免苦人生观进行了批判,且艺术化的表达了市民阶层对“全民幸福”的浪漫追求和对“有尊严的生活”的渴望。浪漫主义时期意大利歌剧的伦理之思及其艺术表达,为现代社会学派音乐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尤以阿多诺“异在性”音乐观为甚。他承续了意大利歌剧的伦理之思,认为现代音乐的艺术风格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反映。现代音乐作为异化社会的“异在之物”存在,真实的表现无道德社会对民众的压制及迫害,其中勋伯格的“无调性”音乐,用解放调性结构和不协和音程的方式,表达艺术真理之善在异化现实之恶的困境。并推动了“十二音技法”音乐作品突破商品化音乐的桎梏,继续实践意大利歌剧音乐“合乎人”的伦理向度,凸显我国歌剧伦理精神的审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