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制度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特别是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自上而下地重塑了财政体制结构,对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与税制改革相伴的是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经济指标从全面落后逐渐转为部分世界领先。国家经济实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税收治理本身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就已经把财税体制与国家治理进行了紧密的对接。这就表明,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隐含着一个需要探索的内在联系,这就是中国的税收治理到底有没有经济增长的效应?广义上的税收治理是一个包括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概念。本文着重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待税收治理,也就是在经济学范畴内来研究税收治理。税收治理的基础就是税收制度的设计,包括税种、税目的设置,税收负担的水平等等。税收治理的职能包括税制优化、降低税收征管效费比、提高纳税人的遵从度和满意度等。税收治理的绩效包括资源配置的效率,收入分配的公平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税收治理对经济的调节从宏观角度看是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产生影响发挥调节作用;从地区角度看是通过平衡地方预算发挥预算中性调节作用,从支出角度看是通过按照支出需求和收入能力来发挥支出调节作用。经济增长理论发展过程中,代表性理论和代表性经济学家都对税收的作用进行了探析。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主张轻税,而托马斯·马尔萨斯则主张增税。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积极干预经济,广泛采取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刺激手段。保罗·萨缪尔森发现所得税税率累进税制具有“稳定器”作用,认为可采用税收优惠的政策措施,刺激总需求的扩张。供给学派认为解决滞胀问题的钥匙是总供给。相对价格理论揭示出税率、税收弹性与投资和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边际税率对纳税经济的影响。拉弗曲线描绘了税收“禁区”,并指出了一个理想的最佳税负点。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各个税种及其不同的税率水平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效应,劳动和资本的所得税税率会降低经济的稳态增长率。尽管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对税收的研究充满争论,但进一步加强税收治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落实减税降费的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本文尝试在理论上推导中国税收治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税收治理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通过微观机制和宏观机制两个渠道来实现。微观机制是通过税收对居民储蓄率、投资和资本形成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施加作用,干预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源配置、影响技术创新的实现。宏观机制是通过自动稳定功能和相机抉择政策,干预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使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更高程度上获得平衡。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果,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对税收负担和税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一是本文通过1995年至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测算了宏观相对税收负担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地区税收负担每增加1%,会使GDP增长率下降0.64%,使夜间卫星灯光强度下降0.131%。研究还通过数据,实证检验了税收负担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影响最大,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次之,而对于居民的工作时间则几乎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税收负担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二是本文通过1995年至2014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税系结构、税类结构和税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间接税占比以及流转税占比每提高1%,人均GDP分别下降0.036%和0.0848%;所得税占比和财产税占比提高1%,人均GDP提高0.048%和0.0955%;资源税占比提高1%,夜间灯光强度提高4%,但是其余3个经济增长指标均不显著;行为税类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影响。根据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结果,本文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坚持市场化的财税体制改革方向,继续深入推进简化、中性的税收制度改革。第二,保持减税降费的政策力度不降低,结构性减税政策,促进资本形成,鼓励技术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第三,大力调整税收收入的比例结构,逐步提高直接税占整个税收收入的占比,降低财政对间接税税收收入的依赖。第四,加快实施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和企业所得税的投资调节作用。第五,重视地方税体系建设,营造公平、开放的经济环境,使生产要素在流动中实现效率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