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与投资的蓬勃发展,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日趋频繁,污染产业由发达国家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现象也越来越多。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度不断扩大,污染产业通过FDI形式转移到我国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此时迫切需要研究投资自由化与环境协调机制及环境保护政策,更好的协调南北双方利益,从而使投资自由化和有效环境保护得以协调。本文首先立足于跨国公司,分析其进行污染产业转移的成因机制:从污染产业转移理论出发,在Nash谈判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外合资企业投资双方的合作博弈模型,指出跨国公司采取的污染产业规模变动的战略是在东道国政府管制和市场发育既定条件下,基于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双方谈判力大小而进行的主动决策。进一步分析了发达国家投资于发展中国家污染产业的内在动因和逻辑。只要外方将转移污染的成本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其对华污染产业投资势必趋于扩大。通过构建计量回归模型,从实证分析表明由于FDI因素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会向右平移,发展中国家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将更加困难,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如果属于污染密集型或资源消耗型,那么外资的进入将加重地区的资源环境压力;FDI对我国环境的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说明了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污染产业对我国环境所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在成因分析和影响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进行实证检验,根据分析结果,推断了其发展趋势。针对业已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本文从五个方面提出了协调投资自由化和有效环境保护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