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于《水浒传》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都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对于《水浒传》英译的研究却相对较为滞后。虽然译介对与《水浒传》的英译研究正在进行不断的尝试，然而很难得到突破性的进展。对于《水浒传》英译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大多停留在对字词的研究上。研究的重点多注重的是误译，欠译等相对浅显的问题，而对于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却鲜有触及。因此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在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水浒传》英译的研究工作也同样承载着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使命。因此，本文将是一次对《水浒传》英译的一次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的大胆尝试。由于《水浒传》原本和译本的多样性和译文的复杂性，对于《水浒传》英译的研究可谓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工程。目前《水浒传》已经被译成多种语言的节译本和全译本。而英语的全译本已经有四部问世，分别是赛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杰克逊的Water Margin,沙博理的Outlaws of the Marsh和登特杨父子的The Marshes of theMount Liang。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本文将选择具有权威性的前三个英译本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本文着重选取了《水浒传》有关文化特色的字词和片段，探讨《水浒传》英译过程中译者对于文化冲突现象的处理。本文将通过运用查尔斯.费尔默的框架理论对书中一些具有文化特色的字、词和片段进行框架成分的分析。通过研究分析赛珍珠，沙博理和杰克逊三位译者对于这些文化冲突现象的框架诠释，发现译者在框架处理的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调整策略，而这些策略的背后都受到译者个人生活背景的影响。在不同的翻译策略的掩盖下凸显的是译者对于原文语义框架不同程度的偏离。由于三位译者都来自英美国家，他们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文化种族主义倾向。对于原语的文化特色现象的诠释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和扭曲，翻译带有明显的个人理想和译者所处社会的时代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