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翰林学士院是女真统治者借鉴辽宋之制建立起来的重要制度,是金朝汉化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代翰林学士院虽然对辽宋之制多有吸收,但女真统治者对该制度进行的改造也非常明显,这使得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前代的面貌,显示出女真人对汉制的灵活选择。女真统治者对翰林学士院制度的理解和唐宋两朝有明显的差别,对于女真统治者而言,翰林学士院主要是一个负责朝廷草词职能的文翰机构,而非统治者的中枢顾问机构。在女真统治之下,翰林官员因为民族身份不同在参与政治的领域与方式上有明显的差异。女真族翰林官员群体作为女真人文化上的精英,他们不仅仕至宰执的比例相当可观,而且对金代的军事事务多有参与,明显显示出亦文亦武的特点。而汉族翰林官员仕至宰执者寥寥可数,一些汉族翰林官员长期沉抑翰苑,对朝廷政治的影响非常有限。这表明金朝的统治政策对不同民族翰林官员的仕进、参与政治的领域和方式有着显著的影响。与唐宋时期学士院文学与政治并重的状况相比,金代翰林学士院对朝廷政治决策的影响已经显著削弱,该机构的文翰职能则大大凸显,这是金代翰林学士院在政治上的总体发展趋势。金朝统治者认为翰林学士院是“文雅之职”,金章宗将学士院仅仅作为文学侍从官的储备机构,以满足自身的文学兴趣,但对翰林官员参与朝廷政治的态度则是相当消极的。女真统治者将修史等任务长期交予学士院负责,金朝后期修史成为翰林学士院重要的职能,并已经形成翰林官员兼修史之职的惯例,金代翰林学士院的这一职能变化对后世翰林制度产生了明显影响,元代学士院和国史院合一,即是继承并发展了金代学士院的这一趋势。金末益政院的设立,则从制度层面上表明翰林学士院的中枢顾问职能已经消失殆尽,学士院与皇权的距离明显疏远。金代的翰林学士院已经明显出现文翰职能突出、政治顾问职能削弱的发展趋势,后世翰林制度的变迁,受到了金代翰林制度这一变化趋势的影响。金朝中后期女真族翰林官员完颜匡和汉族翰林官员赵秉文在仕宦与政治活动方面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是女真族和汉族翰林官员两个群体政治际遇差别的具体个案,体现了民族政策对两个翰林官员群体的不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