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升值前,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在经济运行中已有体现,二者的矛盾关系己对我国的实体经济运行带来不利影响；汇改后我国汇率和货币政策的运行关系又有新的特征,协调二者的关系对转型期我国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相关汇率决定理论以及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等有关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基本理论诠释；本文从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一般关系理论出发,以汇率水平为汇率政策的代表变量,以利率、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为货币政策的代表变量,通过实证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的方法使对汇率和货币政策的协调研究尽可能定量化。力图得出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选择怎样的汇率和货币政策模式更有利于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　　 本文首先从制度角度演绎了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历史,分两个阶段:1994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外汇管制使得汇率和国际收支同国内的经济运行保持了较大的独立性,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割而治,由于经济开放度不高,二者的矛盾没有充分暴露,也没有得到重视；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我国实行了强制结售汇制度,二者的冲突开始显现:表现为稳定的汇率水平带来货币供应量难以控制、汇率稳定与本外币利差倒挂并存的矛盾。　　 人民币升值后,在升值预期效应下,二者的冲突又以人民币“内贬外升”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进一步分析人民币升值后汇率与货币政策的动态作用特征,本文建立VAR模型,然后应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行深入分析后发现: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联性不高；汇率变动对利率、货币供应量、物价水平的作用更强,反之利率、货币供应量、CPI的变动对汇率的影响十分微弱,说明人民币汇率升值后,汇率政策仍居于相对主导的地位；汇率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明确:汇率与利率异方向变动,汇率与货币供应量同方向变动,汇率与CPI异方向变动；利率对汇率变动的响应比货币供应量更强,说明在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利率更适合作为两者的传导变量。　　 从本质上讲,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和“不可能三角”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包含了不同的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并且都只是回答了各种可行搭配；但具体到一国特定的经济条件选取哪种搭配最优并没有得到解决。本文接下来对我国实际经济特征进行分析:贸易开放度很高但却缺失贸易定价权；资本项目开放步伐加大但长期内不可能完全开放,以及我国当前很高的货币政策运行成本；然后以一个新角度的理论依据考察了汇率不完全传递在我国的状况。　　 基于以上分析,得出我国当前汇率和货币政策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两者的分割性,应建立汇率利率的联动机制；货币政策应从多重目标转向通胀目标制,并在提升贸易企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发挥作用,因为微观企业的竞争力将有助于我国汇率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汇率稳定不应成为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