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高,现代工业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经历着快速变迁,世界人民日渐生活在一片“繁荣”的景象里。但是“繁荣”的表象掩盖不住城市迅速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自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暨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出台以来,“环境保护”问题日渐引发国内外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成为当今最热的“政治议题”之一。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其中,因具有负外部性的设施建设引发的群体性冲突即为邻避冲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垃圾和废弃物的排量也增大,迫切需要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来消解这些废弃物,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工厂、污水处理厂、火力发电厂、核能电厂、变电所、火葬场、墓地、精神病院等,这类设施给周边居民带来身体、精神和经济上的负外部效应,使得居民都不愿意将其建在自己家附近,这样就出现了城市设施建设的两难困境,西方学者将这类设施称为“邻避设施”(Not-In-My-Back-Yard, NIMBY),即“邻居希望躲避的设施”,因这些设施的建设所引发的群体性冲突称为“邻避冲突”或“邻避效应”。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邻避问题的研究,将邻避问题置于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中,对邻避设施和邻避冲突的内涵和属性加以分析和界定,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类和总结,分析了目前学术界对邻避冲突的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城市发展背景下的邻避利益关系,按照奥尔森集体行动的理论,从逻辑上探究了邻避事件中参与者的行动特点和原因,以此来解释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并对邻避冲突给城市建设和发展带来的多方面挑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具体案例,通过大连PX事件和台湾宜兰白米社区自救行动的案例分析,从实践中分析邻避问题的解决之道。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解决城市发展中邻避问题的思路：通过构建一种防治结合的制度化机制,减少邻避设施的邻避性,消减邻避冲突的不良影响；通过程序化的公民参与机制、环境评估机制、合理的补偿机制等具体的政策实施,来化解邻避冲突中的矛盾;通过中央政府、城市政府、企业、居民、环评机构等利益关系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实现多元主体的协作式治理,构建城市的和谐秩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