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商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在地理学研究上,区域不仅仅是圈定研究范围的手段,更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近现代地理学考察皆是从区域入手;因而,历史地理学研究自然也脱离不开区域。以往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取向,主要是行政区或地形地貌单元。这些区域的选择往往有着共同之处,即相对的“同质性”,或是自然环境的同质,亦或是人文环境的同质。相比而言,特殊地带,如农牧交错带、民族交错带、地貌过渡带以及边疆地带,其历史时期商业地理活动的特征及其变迁过程方面则受到较少关注。本文选择具有边疆和过渡双重性的明清晋蒙交界地带作为研究区域,从历史商业地理学的研究要素入手,分别考察商品生产、商路变迁、商贸市场兴衰和商品运销等要素的时空变动过程,进而揭示特殊地带的商业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晋蒙交界区,地处农牧交错带,自然环境可耕可牧,明清时期商品生产与需求有着显著的时空差异。本文从粮食、煤炭和牧业商品生产入手,分析明清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的地域性和时段性特征。在地域分布上,晋蒙交界区商品生产大致以边墙为界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差异特征,边墙以南农牧兼营,以粮食、煤炭商品为主,边墙以北以牧业生产为主;清代,农牧兼营的生产方式随着汉民北移稍向北部平原地带扩展,但并没有改变北部牧业为主、南部农牧兼营的生产局面。在时间特征上,随着明清政治经济环境的转变,粮食商品生产量增加,牧业生产区域虽有所缩小但商品化程度大大加深,煤炭商品也伴随管理政策调整而商品化趋势增强。明清晋蒙交界区,历经边疆向内陆转变过程,其军事、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明代蒙汉以边墙为界南北对峙,边墙以南构建起军事性的农耕经济社会,边墙以北则以粗放型牧业经济为主。清代边墙内外统一,不仅边墙沿线军事性特征随之消亡,而且边外社会经济在移民浪潮和清朝统一政局的影响下得到空前发展。该区域商路的变迁,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变化的影响。明代,在军事防御体系的构建下,官道网络基本形成,商业运输多利用官道,因而形成的商路网络很难摆脱军事的影响。清代,随着归化城土默特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黄河水道的商业利用成为商路变化的突出特点。除此之外,本文利用文献考证和地球影像复原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路主干道,并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辅助评估商路选择的自然人文因素,结果表明在晋蒙交界区,地形、水源等自然环境为商路分布提供基础平台,而非起支配作用,人文环境则是影响商路具体走向的主要因素。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环境的变化,给商贸市场造成重大影响。本文从民族贸易的马市、军事性质的城堡市场、行政性质的治城市场入手,分别探讨商贸市场的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明代在蒙汉政权对峙背景下形成的马市、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城镇市场等三类主要商业中心,在地理环境变动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曾经兴盛的马市销声匿迹,卫所城镇市场和州县市场在清初战乱的冲击下也曾一度萧条。与之相反,边外诸多市场渐渐兴起,归化城在经济、政治和宗教等因素作用下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边外最大的商贸中心。虽然归化城、大同城等两个商业中心对区域内其它市场发展有所带动,但同时基本结束了它们发展壮大的前景。晋蒙交界区大宗商品流通方向,在明清两代呈现出前后巨大差异。明代主要是以南北向运销模式为主,而清代则转向以东西运销为主。这种转变不仅与晋蒙区域地理环境变化有关,而且受到境外商贸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由上可知,明清晋蒙交界区的商业地理各要素皆发生重大变化,这与相对“同质性”的区域截然不同。这里,将这种特征称为商业活动的“易变性”,它突出体现为商业地理区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归结于晋蒙交界区特殊的区域环境背景。明清时期晋蒙交界区的自然环境以积温偏低、降水偏少为显著特征,种植业发展受限,加之手工业技术起步较晚,其商品生产力偏低。茶叶、布帛、皮毛等大宗商品的生产及消费皆依赖其它地域,这极大地阻碍了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因而,该区域商业地理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全国商贸格局变动的影响。晋蒙交界区因地理环境的制约,其区域商品生产力和消费力偏低,致使商业地理区易受影响而迟迟难以稳定,这或许是这个特殊地带商业地理区的显著特征。明清晋蒙交界区政治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与其商业地理区的易变性,导致该区域商业地理现象颇具特点。晋蒙交界区作为明朝边疆地带,其军事性特征显著,区域社会经济的形成在军事体系构建下完成,这致使商业地理现象无不呈现出军事性影响的痕迹。作为两大经济区交汇地带,晋蒙交界区商品转运量十分庞大,这为规模较大的商贸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区域人文环境的剧烈变动,在商品生产、商路、商贸市场及商品流通等方面皆产生了很大影响。加强特殊地带历史商业地理的研究,不仅是对历史商业地理研究的区域补充,而且有利于促进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发展。本文对晋蒙交界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也期望为该区域商业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当然,由于能力所限,本文所得的结论更有待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