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在这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时空被压缩,城乡空间的变迁往往让人猝不及防,而生活其间居民的生活方式却仍未牢固确立。城乡融合作为新时期均衡城乡关系的调控机制,表达了对和谐城乡关系的美好夙愿。目前关于城乡融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城乡融合程度的量化以及城乡间经济、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动的分析,而较少关注最核心的人与人、人与空间组织之间的社会关系。城乡融合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议题,本文借助地理学的空间思维与分析工具,结合经济学理论与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江苏省昆山市最大的“村改居”社区——群益社区为案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种空间视角探查社区空间的变迁,提炼生计活动、社交活动这两大类型观察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转型,援引社会学中血缘、地缘、业缘间的联系考量群益社区城乡融合过程中本地居民生活重建,并借鉴经济地理学中的QWERTY理论探索城乡融合过程中外地居民的生活调试。希望以更加微观、人文的视角,挖掘工业化地区“村改居”社区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一般发展状态与特殊演化规律,并得出以下5个方面的主要结论,以期为推动“村改居”社区城乡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1）城乡融合过程中,“村改居”社区空间与本地居民的生计活动、社交活动之间的转型重建过程存在着不一致性,社交活动的重建滞后于社区空间与生计活动的重建,表征着社会心理尚未跟上物质空间与经济活动转型。“村改居”社区城乡融合过程中社区空间与生计活动的重建体现着土地与经济要素的可计划和可建构性,而以社交活动的重建则代表着个人的改变是充满韧性与不易形塑的。（2）“村改居”社区本地居民生活重建的内在关联在于血缘、地缘与业缘的变化,其中业缘是本地居民代际间社交活动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对其生活重建发挥着关键作用。群益社区的空间变迁与本地居民的生计活动转型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影响本地居民的社交活动转型。这三缘关系的变化对本地年长居民原有社交活动的时空延续都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但其中唯有业缘关系的变化促使了新生社交活动的代际分异。学习与就业是扩展生活空间的重要途径,多样的就业选择可以将业缘从血缘与地缘关系中分离出来,摆脱乡村聚落时期居民束缚在土地上的状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乡融合。（3）“村改居”社区的动迁行动让城乡融合过程中的乡村空间骤变为城市社区,这种空间转型的巨大能量打断了本地居民自然的生活转型过程,造成居民居住、生产和社交的空间差异性与代际不平衡性。“村改居”社区的动迁行动终结了数千年的乡村聚落,固态、封闭的空间被打破,人从同质的集体中分化出来。面对空间的突变,本地年轻居民凭借不同于长辈的资源与能力在开放的城市空间中自主地选择住房、就业以及社交活动对象,而留守的本地年长居民则在“村改居”社区里缓慢地适应新的多元化生活,并将残留的乡村聚落时代生活模式复制到城市社区,造成了城市内部不同性质社区间的空间差异和同一社区的代际不平衡性。（4）群益社区城乡融合过程中外地居民的生活调试它包含着更多的特殊性,这种看似偶然的特殊性却又必然地锁定在这个“村改居”社区空间,恰恰与经济地理学中的QWERTY理论不谋而合。由于昆山开发区的扩展建设引发的征地拆迁运动让群益社区成为了昆山最大的“村改居”社区、外来人口进入昆山的第一落脚点,这即如QWERTY理论中所谓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在集聚效应作用下群益社区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昆山外资企业天然的日结临时工市场,外地居民数量的增加又引发了外部规模效应,衍生出一系列非正规经济,最终将这个低生活成本的劳动力市场锁定在群益社区,完成了QWERTY理论中通过路径依赖形成的空间锁定;在市场机制的自我演化下,群益社区成为了坊间闻名的“瘫痪圣地”,陷入了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卷化结局,也印证了QWERTY理论中关于自由市场下非最优结局的推论。（5）群益社区外地居民的生活调试在微观社区层面印证了QWERTY理论,但也表明了当超出经济领域,延伸到社会与空间的范畴时,在自由市场下出现的可能不是简单的非最优解,而是更复杂的内卷化结局。QWERTY理论目前已广泛应用在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中,但主要仍是从国家的宏观层面与城市的中观层面来对其进行验证,群益社区这一案例则从社区层面验证了QWERTY理论的微观适应性。此外,在经济领域主要讲究的是经济效率,而延伸到社会与空间的范畴,除了经济效率还涉及社会效益与空间生产,所以在自由市场下演化出的可能是比非最优解更为复杂的内卷化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