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九三年》在法国作家雨果（1802～1885）长达60年的创作中是一部特殊且重要的作品：它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评论界视为雨果整个创作的终结；从1862年到1872年，它经过了长达十年的酝酿，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它以1793年的旺代叛乱为纲，以革命与反叛为线，在雨果的整个小说创作中题材极为重大；它从多种对立角度对革命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加以思考、分析、讨论并作出了铿锵有力的回答，主题尤为尖锐；《九三年》超越了此前也不同程度涉及人道主义这一主题的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及《笑面人》（1869）等；在这部小说中，雨果对历史事件进行了超历史的、超社会的深刻思考，虽然从艺术上看，它似乎逊色于《悲惨世界》与《巴黎圣母院》。面对腥风血雨的九三年，高扬人道主义大旗的史学家雨果陷入了痛苦而深刻的思考，革命与人道到底孰轻孰重、如何取舍。在《九三年》中，雨果借三个主人公的经历和命运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明白叛乱的必然与残酷，理解革命的必然与必须，更清楚镇压的必然与血腥。雨果承认、理解、支持了历史中的革命，这是评价人道主义高于革命这一认识或结论的一个前提；同时，雨果对革命中无可避免的暴力等非人道、反人道行为也给予了批评与谴责。他力图在他支持的革命与信仰的人道主义之间寻求解释与平衡。他分析思考着革命与历史的关系、历史与人道的关系、革命与人道的关系，最终做出了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的总结性呐喊。于历史，这是总结；于未来，这是警示；于思想，这是积累。雨果的人道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接受情况受制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虽然《九三年》在上世纪初期已经传入中国，但小说宣扬的人道主义并未得到重视，文学界更倾向于文章表达的革命性；到了五十年代，小说悲剧性的被列为禁书，激进分子更是从情节加以否定，《九三年》被贬的体无完肤，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帽子；八十年代以后，即使文学界百花齐放，但对雨果的人道主义认识仍然处于一种片面否定状态，而对于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这一中心思想在中国当时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中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被否定。这一否定在今天看来是应重新讨论的。今天，国内外文学界关于雨果及其小说《九三年》的评论与研究，应该说是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的，评价与认识还是比较客观、得体的。但对于小说中体现的代表性思想，即人道主义思想还是莫衷一是。雨果小说中的这一认识或结论实际是一个深刻的、科学的、正确的、彻底的结论，无法否定其在价值取向上的正义性与积极性，这些从对作品的分析与历史、现实的思考都可得到证明。应该对往昔的否定性意见或看法做出必要的调整与修正，应该把《九三年》、雨果及众多的作家作品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灰色帽子下解放出来，进行理性分析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