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时制度诞生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之后。有关工时制度的标准以及超时劳动问题的讨论不仅始终贯穿于劳动研究与工人运动的历史脉络之中了，并且成为了国家立法、企业管理以及维护劳工权益的重要问题。我国传统制造加工业中的超时劳动问题，产生于市场经济转型与深刻卷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国家工时制度建立的历史与企业的现实实践表明:一方面国家对法定工时制度的制定越来越规范化、系统化、权威化;另一方面国家曾经以行政力量十分有效地控制与解决了的超时劳动问题，却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失去了控制。　　在社会学经典理论的讨论中，马克思关于工作日概念及其长短的界定，汤普森关于工时制度形成过程与意涵的讨论，以及布洛维关于生产政体与劳动时间的讨论，为研究超时劳动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以及富有洞见性的研究视角，并且三者的讨论无一例外地都关注到了认同机制对于劳动时间标准的影响。而从已有的实证研究来看，企业管理、劳工权益、政策制度以及产业研究的视角，共同呈现了超时劳动问题的不同面向。然而上述分析也为超时劳动问题留下了更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择纺织服装企业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回答三个问题:(1)企业超时劳动行为主要违反了法定标准的哪些规定，显现出怎样的超时劳动类型;(2)劳动者与企业层面分别有哪些因素影响超时劳动行为，哪一层面的因素影响更为主要;(3)相关社会行动主体以何种互动方式，形成了既有超时劳动问题的现状。　　研究发现:在纺织服装企业中，超时劳动问题不仅普遍存在，并且例行化、常规化的类型远常见于突击式的赶工加班。虽然劳动者的身份、受教育程度、工种类型等因素也会影响工人遭受超时劳动行为侵害的程度，但是企业的性质、规模以及承接跨国订单生产的情况对于超时劳动行为的影响程度更大、更显著。在呈现超时劳动问题类型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进而以“本土企业—地方政府—劳工—跨国资本”的研究框架，分别考察了地方政府与企业在超时劳动问题上的合谋与摩擦，工人在企业强制与制造甘愿机制下的认知与行动，以及跨国资本对于本土企业的履行社会责任与逐利的双重要求。本文发现，本土企业与地方政府、劳工以及跨国资本的各类微观互动，成为激励或约束企业违法超时劳动的重要因素。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才形成了现有的超时劳动的问题现状。此外，本文还讨论了研究超时劳动问题时的法定标准与认同标准的问题，分析区分了两种标准各自的特点与形成的机制。本文认为:当前传统制造加工业中的超时劳动问题，既是违反法定标准的事实情况，更是本土企业与地方政府、劳工、跨国资本等其他社会行动者，基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道德伦理底线、行业劳动生产特点、追求经济利益的工人价值观、资本逐利的普适特点……等多方面选择权衡，并最终互相认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