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广州市服装制造行业女工日常生活的全景式观察,考察其日常生活中的媒介接触,探讨外来务工女性在远离家乡故土之后,媒介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试图揭示媒介接触对其社会性别的影响。　　通过研究发现,作为传播工具的手机在为她们提供通信联络的同时,也从技术化的角度维系着外来女工们社会性别,包括在父权制和家庭制影响下的母性角色,以及家长制的交友婚恋观。生活范围局限在工厂和宿舍两点一线的服装厂女工来说,媒介接触范围很小,手机作为娱乐的工具在有限的范围内挥着大众传播的功能,通过媒介内容传达女性形象,形成女工们对女性身份的想象性重构,深化女性“他者”身份的认识。　　传播技术在本身的设计上尽可能体现中性原则,而手机这一工具的诞生,对于女性来说却始终存在着偏向,在父权制和城市工业资本化运作双重合力下,女性依然处于技术赋权的弱势。而对于媒介素养较低的女工们来说,媒介信息的处理和个人性别身份意识的建构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很好的把握。因此,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浪潮下,进城务工的农村妇女,在摆脱了家务劳动和父权管制的束缚之后,经济地位的独立并不意味着个人主体地位的形成,媒介接触作为外因限制着的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