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宋代官员卒葬之际的礼令制度。以哀荣与饰终之典为内容的官员卒葬制度,在10-13世纪的发展、因革、变化与式微是两宋历史的重要内容。论文将与官员卒葬有关的诸种哀荣之典,视为一种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并将之纳入两宋历史之“变”的解释框架之中,将具体的哀荣礼仪制度与实际执行的官员卒葬事例结合起来,对两宋时期的君臣关系、施政原则以及官员的终极命运和卒葬待遇等问题进行微观探讨。两宋时期的民心政俗的差异与变化十分显著,呈现出一种向内敛化和复杂化发展的趋势,南宋时期的“饰终”行为已减降为传统哀荣之典的一种式微形式,反映出了两宋时期官员卒葬制度的迥异之处和变化特征。论文选取与哀荣之典有关的官员卒葬制度作为研究内容,即着重对皇帝和太后等人亲行参与的临奠、举哀、辍朝和御赐碑额等制度进行微观考察,藉以对两宋时期的君臣关系和官员的终极待遇等问题进行探讨。论文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即绪论,分为选题缘起、概念界说、研究综述、文献说明和写作思路等,旨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综述和说明；第二部分是为正文,分别选取官员卒葬制度相关的因丧辍朝、挂服举哀、奠祭制度和御赐碑额等问题进行具体的微观探讨,并附以各章小结的形式对相关典制进行概述；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是对有关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的发展脉络等问题进行概述、梳理和分析。论文所具体考察的“因丧辍朝”、“挂服举哀”、“临奠与致祭”和“御赐碑额”等哀荣之典,仅仅是两宋时期官员卒葬制度的部分内容,但是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两宋官员卒葬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趋势。通过对“因丧辍朝”、“挂服举哀”、“临奠与致祭”和“御赐碑额”等哀荣与饰终之典的具体考察,我对宋代官员卒葬制度及其相关问题,有着如下几点认识和思考：一是关于因丧辍朝制度：首先,我认为皇帝为卒葬官员举行辍朝之仪,最迟不晚于南北朝之际的北周武帝时期,历经隋唐时期的初步发展,至宋代基本趋于常态化和制度化。其次,认为宋代在唐代“三品以上薨殁,通有辍朝之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官员因丧辍朝的范围和类型,也使特恩辍朝成为一种常态化行为。二是关于举哀挂服制度：首先,我认为北宋前期皇帝的素服举哀行为在本质上尚属于传统的举哀成服之礼,但是其后出现的挂服举哀之举却逐渐趋于形式化,即北宋中后期皇帝的着服方式演变成临时性的挂服之仪,这是唐宋皇帝为臣僚举哀的显著变化之一。其次,宋代“举哀挂服”的做法是经由藩族之丧扩延至薨卒臣僚的,一定程度地表明至北宋中后期,举哀之重心从“哀哭”与成服的层面,逐渐转至象征性的“挂服”行为上,而在举哀仪式中皇帝真情哀哭的成分亦逐渐减降,最终完全凭以“挂服”的方式昭示皇帝是在为薨卒大臣举哀。在皇帝为臣僚举哀问题上,我认为宋代一方面强调只有宰臣薨卒皇帝才可举哀的品秩原则,另一方面宋代皇帝对个别尊戚之属皇帝特以亲为之举哀,而对部分品秩稍低的宰执臣僚则特以职举哀,此外举哀场所在北宋后期逐渐固定为后苑壬地。三是关于帝后临奠制度：首先,我认为北宋帝后的临奠行为更多地是出于皇帝等人的内心情感或个人意愿,而非拘泥于传统的礼仪制度,但是至南宋时期礼典礼令虽著于典册而制度不行,代之的往往是一纸空文诏书,即基于尊崇内涵的哀荣之典已减降成为一种形式化的饰终举措。其次,我认为北宋晚期随着党争政治的发展,重要大臣或贬死外地或远离京城,在他们卒后皇帝都无法为之行临奠之礼,而南宋前期更是缺乏实施临奠礼的必要条件和政事环境。复次,我认为宋代皇帝临奠的基本原则是以宗、戚、将、相四类人员中的一部分人为主要临奠对象,而非绝对地以官员的品秩高低为临奠依据。在这一“非宗戚大臣”不临奠的原则基础之上,复以官员薨卒于京城为临奠的先决条件,而同官员是卒于官位还是离仕并无绝对关系。再次,我认为辞避行为在南宋时期的常态化发展,既与其时不安定的政事环境相关,也与皇帝和卒者家属等人的意愿和情感有关,这种变化具有鲜明的内敛性。四是关于御赐碑额问题：虽然我认为皇帝御赐大臣碑额不仅是赵宋朝廷褒奖大臣的特殊方式,也是两宋官员卒葬制度的重要内容,但是我并不认为御赐官员碑额在宋代形成了一种专有制度,而仅仅将之视为皇帝褒奖和尊崇卒葬大臣的一种特殊方式,并认为北宋时期御赐碑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宋代皇帝尊崇和优待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原则,而御赐碑额的复杂向变化也反映出宋代君臣关系的变化等问题。论文所探讨的“因丧辍朝”、“挂服举哀”、“临奠与致祭”和“御赐碑额”等四种哀荣与饰终之典,虽然只是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的部分内容,但基本涵盖了两宋时期的君臣关系和官员卒葬待遇等问题。通过对宋代官员卒葬制度的发展与变化的初步梳理和探讨,结合两宋官员卒葬制度实际运作中所反映出的君臣关系和特殊待遇,我对两宋时期的朝政变动、文化风气和施政原则等问题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照、探析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