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实践主题,是行政执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乡镇（街道）处于社会管理体制的一线,深深嵌入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对治理实践发挥着不可小觑的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行政执法权力和行政执法资源大多由县级以上部门“垄断”,乡镇（街道）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较为不足,难以满足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为此,国家持续推进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2021年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顺应基层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需要,对行政处罚权下移制度作出了重要规定。然而,如何科学划分执法权力、如何统筹分配执法资源、如何合理划定综合行政执法范围、如何确保乡镇（街道）有效承接执法权等问题依然是理论探索的疑点和实践验证的重点。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组织法和行为法双向搭建的制度体系为分析框架,探究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困境,为构建起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堡垒开拓进路。导论:从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时代背景切入,引申出本文的研究意义。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总结当前研究中取得的进展,以及某些研究区域的不足之处,为继续深入研究厘清方向。第一部分: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理论阐释。对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及其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分析,阐述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法律性质与法理逻辑,为后续分析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沿革。指出由改革伊始依靠相关政策性文件予以推动,到2021年《行政处罚法》的修订以及各地陆续出台相关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沿“政策推进”向“法制规范”的演进轨迹是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逐步推动的重要表征。第三部分: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困境。在改革实践尚未完全摆脱政策依附、相关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的背景下,跳出政策的固有局限,聚焦组织法与行为法双重面向,深入剖析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困境。提出组织基础薄弱、综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缺失以及相关主体间权责关系未能厘清是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组织法瓶颈;不同执法方式的制度差异与适用场景未能有效区分、执法权下放的前提要件不清、改革程序不明以及乡镇（街道）承接执法权的有效性判定标准模糊是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行为法障碍。这些问题成为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依法推进、持续纵深中不容忽视的制度漏洞。第四部分: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构建。在遵循相应制度构建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强化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组织保障、赋予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主体资格以及明确综合行政执法机构与相关职能部门关系以继续完善组织法支撑;通过厘清不同执法方式的制度差异与适用场景、明晰执法权下放的前提要件、细化改革程序以及明确乡镇（街道）承接执法权的有效性判定标准以推动行为法调控等优化措施,真正构建起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堡垒。总体而言,本文以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保障问题为核心,从组织法与行为法共同形塑的法律制度体系框架切入,分析当下的制度困境,进而提出如何通过组织法与行为法的修改、完善强化乡镇（街道）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制度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回应改革实践遭遇的理论质疑、提出弥补制度不足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基层行政执法改革的纵深开展提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