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律是工业社会的政府职能模式——管理型政府的重要管理工具。纪律的运作模式与近代以来以国家为中心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具有高度契合性,也有效组织起这一历史阶段的集体行动。但是,纪律管理在价值理性上妨害了自由的实现,阻碍了公共性的充分展开。站在公共行政学的立场上,围绕纪律的范畴、运作、功能和影响等问题求取相应的解释,既是为理解现代科层制组织中的诸多运作不良现象提供新的分析角度,也是为构建后工业社会公共行政组织范式进行知识积累。本文采用历史主义和阐释主义的研究路径:将纪律视为现代社会的典型现象,放置于“共同体—治理”的历史类型中考察其合理性;并将纪律研究和组织研究相结合,在组织过程中观察纪律,即,将组织视为社会与个人的主要联结点,在“社会—组织”、“组织—个人”两个层次中考察纪律的运作与功能。在“社会—组织”层次,从权威视角研究组织工具选择之合理性。通过与统治型政府进行比较,指出管理型政府运作于法理型权威基础上,并且,政府要获得权威,必须同时受到四项基本约束条件的限制:“平等”、“权利”、“支配”和“效率”。这四项约束是管理型政府构建纪律工具的前提。管理型政府发挥着统治和管理的双重职能,其中,管理是显性职能而统治是隐形职能,两项职能互为表里。借助纪律工具,管理型政府能放大其追求效率的一面,而把其支配性的一面隐匿起来。在“组织—个人”层次,从纵横两个方向考察纪律的运作。纵向上看,管理型政府是一个“命令—服从”型的支配系统,支配的目标在于获得服从,而纪律的核心功能是“使服从成为自然行为”。行政服从是有条件的,但对组织整合的效率而言,行政服从又恰恰不能是有条件的,纪律管理的作用在于克服行政服从的条件性。纪律提供了两套方案,即“密闭—诱导”策略和“操练—唤醒”策略。两套方案的思路是一致的,即压抑人的理性思考能力,将规范性的、有条件的服从转化为习惯性的、无条件的服从。习惯性服从会带来负面效果,即行政人员责任能力的弱化和行政效率的低下,这些成为纪律管理需要变革的理由之一。从横向上看,管理型政府是一个“纪律—协作”型的集体行动系统。在协作系统中,纪律的核心任务是提高协作效率,采用的主要方法是专业化分工。然而,专业化分工的方式只在相对简单的行政环境中有益于效率,在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行政环境中会导致组织僵化,反而不利于效率的提升。此外,为了获得协同一致的效果,科层制组织通过“知识—规训”的双重作用,控制了人们的心灵,掩盖了其实质上的“中心—边缘”结构,这对公民理性的成长也构成了障碍。纪律化的管理方案是理性主义在组织层面的具体体现。诞生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其初衷是实现个人的解放与自主——自由社会的组织原则本应建立在理性自主之上。遗憾的是,受到功利主义哲学观和管理主义思潮的影响,启蒙理性的精神逐渐被工具理性取代,政府组织的原则也随之改变,效率成为自由的前提,纪律取代了慎思明辨和理性自主,人类社会被引到一条背离自由的发展道路上。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凸显了纪律管理中的各种矛盾,这也为思考新的公共组织范式提供了契机。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化和公民意识的觉醒,法理型权威将被流动的领袖权威所取代,未来的行政组织被要求更具灵活性、开放性和情境适应能力,“科层制—纪律”的组织模式将逐渐被“网络化—合作”的组织模式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