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规则(Monetary Policy Rules)是近年来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所谓规则型货币政策,其含义是指在经济体系中,中央银行明晰以基础货币亦或是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为调控标的的方向性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在规则型货币政策调控机制中,货币当局在以通胀缺口(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通货膨胀之差)和产出缺口(实际总产出与潜在总产出之差)以及其他拓展性指标的变化为依据,在数量无约束条件下通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等政策利率的方向变动引导利率方向性调整,进而影响经济体系中的信贷融资、投资规模,以调节实体经济实现平稳发展。相比之下,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是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而做出的逆风向调控机制,在此政策框架背景下,逐期优化理论并不能引导公众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使得货币政策的可信性受到质疑,并致使中央银行对名义利率和基础货币的调整不具有系统性,进而货币当局无法有效地完成其调控目标。然而,部分学者对经济政策的动态非一致问题进行了相应分析,指出规则型政策将使经济主体对中央银行的调控政策进行合理的解读,从而具有前瞻性地指引稳定市场中长期预期,并有效提升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透明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对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了相应探索。为了能够建立起具备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承诺机制,进一步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性,稳定市场预期,规则型货币政策再次成为宏观经济调控领域的研究重点。近年来,我国逐步进入了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转变,经济增速平稳回落、物价水平增幅收窄、汇率以及资产价格震荡波动等问题的出现促使本文基于货币政策规则的角度重新审视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征与相应变化。因此,本文在各个章节中将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宏观经济现象及问题,提出相应章节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在寻找相应宏观经济理论作为支撑的基础上,通过对货币政策规则理论模型形式进行一定的拓展并选取适当的实证方法,本文将完成对理论模型的实证计量检验。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在本文的第一章中,作者首先阐述了我国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和特征,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基础上对规则型货币政策在“新常态”时期的研究意义进行简要的介绍,在对基础形式的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的发展脉络进行相应整理后,第一章中给出拓展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应理论,并基于不同的研究主题对国内外学者在政策规则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与总结,最后通过图表的形式给出了本文的结构安排和研究内容。从第二章起本文开启了实证研究部分。在此作者将通过由实证逻辑向实证内容过渡的方式来对本文的各个章节进行阐述。本文首先考虑在无约束条件下,政策规则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状态。第二章是本文实证问题提出的一个出发点,鉴于我国近年来物价水平的波动特征,本文将稳定物价作为全文的切入点。由于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来稳定我国的物价水平波动,因此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中盯住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是通货膨胀这个指标。但是根据以往的研究文献,通过原始数据对通货膨胀指标进行处理时,无论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还是使用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对物价波动进行衡量,中央银行的反馈机制及调控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因此本文第二章在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规则函数中分别利用CPI和PPI作为通货膨胀的代理变量,并利用TVP-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动态调控路径进行了相应研究,结果发现:相比于数量型规则,利率规则在稳定物价方面可以较好的对我国货币政策反馈机制进行拟合,在“二率背离”的时点上,PPI的波动并未引起货币当局的充分反应,而货币政策在稳定物价方面更加关注CPI的变化趋势。面对近年来我国PPI持续紧缩的情况,中央银行应充分重视PPI的走势。鉴于我国中央银行设定的政策目标,在政策规则的研究领域无论是价格型还是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关注的焦点除了价格水平的波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即产出水平。因此更进一步地,在第三章中,作者将继续围绕货币政策规则的经典形式,在具备不同经济部门的DSGE模型框架下对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适用性进行再检验。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以利率调控为主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效果更为显著,且宏观经济变量受到调控后产生偏离的持续期较短。而当经济受到外生冲击时,基于价格型规则的调控可以在短期内有效地抚平经济波动。因此,我国应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以支持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实证分析的一个主要意图在于验证经典形式的货币政策规则背景下政策变量与对目标变量之间的反馈与调控机制,对比分析出何种形式规则更加具有适用性,从而令读者形成直观的认知与判断。基于第二、三章的结论,在本文后续的分析中将根据不同的问题背景与研究方向对价格型规则做出相应形式的拓展。在本文的第四章中,作者首先对货币政策与汇率因素的相关理论与研究进展进行阐述,并利用ARDL边限检验、滚动相关和状态空间模型对引入汇率因素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规则进行分析,以探寻我国中央银行对汇率因素调控机制的变化。结果表明,在2008年后,汇率波动对价格型政策变量的影响程度有所增加,且当稳定汇率波动的政策操作与稳定价格水平(或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操作发生冲突时,中央银行将政策调控的重点置于后者。此外,2017年后汇率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逐渐减弱,说明我国在逐步减弱对汇市的干预程度。本世纪以来,我国的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均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而其价格出现的阶段性大范围波动使得“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为现阶段中政府部门调控实施过程中关注的重点。因此在本文的第五章中,在引入资本价格政策规则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相应的LT-TVP-VAR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政策规则中引入股票价格后,本章所使用的实证模型较好地捕捉到价格型政策变量与股票价格之间影响机制的变化,然而时变脉冲响应分析的方法并不能有效探索政策变量与房地产价格之间关联机制变化。在经济系统运行体系中债券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因素是利率,而债券又是我国财政政策的一种主要调控工具,因此为了能够进一步探索货币政策的影响因素,以完成本文的研究主旨即货币政策规则的拓展分析,本文第六章中利用DSGE模型的分析方法,设定引入财政政策变量的货币政策规则并与传统形式进行对比研究,结果表明,当货币政策规则中考虑财政政策因素时,财政政策因素的波动增加了政策对经济系统中目标变量的调控效果,两种政策的搭配作用在衰退阶段所体现的刺激效果将更加明显,然而对目标变量影响持续期的增加无疑会在现实操作过程中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我国应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