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开启了国家发展的新时代,新时代的要求需要建设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低受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地方官员管理水平的影响。因此,在现有官员交流制度下,地方官员在面对不同晋升激励的情况下如何影响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水平成为本文的研究问题。本文通过对晋升激励和社会福利水平的系统研究,深入探讨了现有官员交流制度下我国政府官员面对不同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内在机制,同时,以新的官员考核体制为切入点,实证检验了新的考核体制的所带来的政策效果。本文首先对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内在影响机制进行探讨。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对官员交流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间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提出官员交流对于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影响具有间接和直接影响机制。关于间接影响机制,提出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中介效应的待检验机制。随后选取2008年至2017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港澳台)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地区经济增长作为中介变量,对官员在晋升激励下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三者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而关于直接影响机制,通过梳理新的考核体制下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理论逻辑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说以待验证。运用评价政策效果多数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基于2010-2016(新考核体制实施前后各三年)年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港澳台)的省委书记的的交流数据构造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的官员考核体制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官员交流对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间接影响机制,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和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存在中介效应。新的考核体制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明显,官员交流对于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具有直接影响。研究同时发现较长任期的官员和纵向交流的官员对于提升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政策效果更加显著。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有针对性得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分析了官员交流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内在机制,对间接影响机制和直接影响机制都进行了探讨,丰富了此类问题的研究内容,梳理了官员在晋升激励下影响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的途径,完善了我国现有官员治理理论,为我国官员交流制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此外,本文在实证中构建地区社会福利水平综合指标对福利水平进行衡量,使结果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