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保险”制度是近代西方列强侵华的特殊产物,它随着外人在我国特权的增多以及中外贸易的扩大首先在广东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近代“保险”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保险思想的局限性,促进了我国近代商业保险的形成和发展,连同当时传入中国的一系列近代制度、科技等共同推进了我国近代化的进程。过去对保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保险思想的传入和中外保险业的创办上。本文依托广东省档案馆及广州市档案馆所藏档案,以保险制度在广东的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从中外关系的角度对中、外保险业在广东的设立、相互间的矛盾与竞争,以及广东省政府对其的整顿进行梳理,并展开具体剖析。本文首先对比介绍了古代中外保险思想的内涵及其产生过程,从而明确我国传统保险思想同近代意义上的保险制度之间的全然不同。在近代中外关系变迁的背景下,分析西方保险制度能够进入我国大门并落地生根的因缘,指出西方势力的渗透是广东保险制度最初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外商保险业在我国的设立及迅速发展,激起了中国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逐渐意识到外商保险业的存在不但限制了我国航运业等民族企业的发展,更是侵犯了我国的经济利益乃至国家主权。随着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开始从创办具有中介性质的保险行,到入股外商保险业,再到创办属于自己的民族保险机构。除此之外,广东省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吸收西方保险的经营理念,创办人寿会及火险联保公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外商保险业的发展,但也激化了双方矛盾。在当时特殊的中外关系背景下,广东省政府强力抵抗各方压力,直面各国领事,坚决对中外商保险业施行一体监督原则,特别是史无前例的对外商保险业采取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广东保险市场的混乱局面,维护了投保人权益和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