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性的认定一直以来是证券欺诈民事诉讼中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在我国证券法修改的背景下,研究讨论了民事司法中该如何确立重大性的认定标准,以适应新修订的《证券法》及我国愈趋成熟的证券市场。本文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重大性的基础性概念以及美国证券欺诈诉讼中重大性认定标准的发展沿革等方面介绍虚假陈述重大性司法认定的基础理论,认为重大性是变化发展的标准,于证券欺诈诉讼而言是欺诈成立的要件,于信息披露而言是信息披露的界限,但内在含义都指信息对投资决策影响的可能性;第二部分主要通过梳理我国民事司法对于重大性认定的实践现状以及对《九民纪要》中关于重大性最新阐述的思考,反思我国的重大性司法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通常综合适用“投资者决策标准”与“价格敏感标准”认定重大性,《九民纪要》中规定了重大性的司法认定标准应当与行政处罚一致,但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种种问题;第三部分主要结合我国群体性纠纷诉讼机制的建立与发展,尤其是示范判决的成功应用,以及《证券法》中对中小投服支持诉讼和声明退出规则的确立,反思了《九民纪要》中关于重大性的认定标准,诉讼机制的改革必将降低投资者维权成本、增加原告的数量,但为了防止滥诉的产生,同时为了平衡原、被告双方的权益,司法中应当提高重大性的认定标准,将影响投资者决策可能性较大的信息认定为具有重大性,这同时也是与欺诈中正当性信赖要件的契合;第四部分主要结合证券法修改,探讨在注册制全面铺开推行的情况下,随着我国证券市场中投资者趋于理性,包括注册制改革带来的信息披露制度的愈发完善,司法上具备了适用客观标准认定重大性的市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适应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理性投资者形象,即以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投资目的,关注证券投资价值和公司经营业绩,具备基础投资知识和一定的投资经验、风险意识,了解或掌握全部已披露信息,并能够根据前置信息质疑新信息的真实性,能够对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加工、转化和分析,而司法应站在理性投资者的角度分析重大性是否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