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诉”一词在行政法领域鲜少被提及,但随着立案登记制的施行,行政诉权滥用的现象愈发严重,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体现的尤为明显。部分当事人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大批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并在此基础上提起行政复议、诉讼,以倒逼行政机关妥协、实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此种滥用政府信息公开诉权的行为,明显偏离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本意和宗旨,异化了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同时也影响了行政、司法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造成了司法、行政资源的浪费,挑战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但当前我国对此类滥诉案件的认定和规制缺乏明确法律规范的指引,认定标准不统一,裁判结果不一致,缺乏有效的规制手段。可以说,政府信息公开滥诉问题已成为我国行政司法审判中的一大难题。诉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当事人获得国家公力救济、维护其正当权益的桥梁;诉权理论对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的依法运行、促进行政纠纷的实质性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限制,权利具有相对性,权利的行使是有边界的,诉权亦是如此,信息公开诉讼中诉权滥用在理论上不具备合理性,且规制信息公开诉权滥用也有现实必要性,对信息公开滥诉行为的规制不仅可以减少行政司法资源浪费、维护行政司法机关公信力,还可以防止信息公开制度异化、引导公民理性维权。通过对我国当前政府信息公开滥诉案件的描述性分析发现,我国立案登记制施行之后,行政滥诉问题形势严峻、信息公开更是成为行政滥诉的重灾区,司法中信息公开滥诉案件存在基础纠纷社会敏感度高、缠诉现象严重的特征、法院在此类案件的处理中存在认定标准、处理结果不一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信息公开工作不到位、公民行政解纷难、纠纷解决诉讼化趋势的非理性、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滥诉成本低廉。在域外对于诉权滥用问题规制方面,英国多采职权主义限制滥诉,美国依据正当程序原则对滥诉行为进行定义,德国以真实义务、日本依诚信原则、法国以相对与绝对意义权利滥用说指导下的制度和理论对当事人诉权滥用进行约束。结合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于诉权滥用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从一般原则和具体制度构建角度出发,建议我国应当在诚信原则、正当程序原则的指引下,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主客观要件规范信息公开滥诉认定标准、建立完整的信息公开滥诉认定程序,并采取诉讼诚信系统、诉讼分级收费制度减少起诉激励,辅之以柔性手段促进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多措并举遏制政府信息公开滥诉问题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