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盐业和海运的发展促进了天津的商业、手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天津的城市扩张和繁荣。到鸦片战争前,天津已是中国北方物资交汇中心、四方货物集散基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天津开港埋下了伏笔,英国除了鸦片贸易获得大量利润外,其他商品的贸易中均处于劣势。第二次鸦片战争使天津开埠,天津的对外通商大门至此打开。1861-1875年为天津对外贸易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虽发展迅速,但波动较大。开港初期天津的对外贸易以间接贸易为主,且进口远大于出口,主要受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控制。从具体贸易商品来看,天津对外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天津出口及复出口土货、土产运往外洋,均须运至上海再转运外洋,而直接运出的情况极少,几近于无。与中国开港一样,近代韩国也是在资本主义的压迫下被迫作出的妥协。日本通过《江华岛条约》条约取得了在朝通商、关税自主、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等特权。之后,欧美列强纷至沓来,相继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朝鲜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打开大门。1882年10月中朝双方经过交涉在天津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由此展开了近代条约体制下的中朝海上贸易。仁川的开港使两国间的海上贸易正式展开,仁川与上海、天津、烟台、营口间的贸易日益活跃,形成了近代中朝海上贸易网。天津虽是近代中国对朝贸易港口中的重要一员,但其对朝贸易体量较小,远低于上海、烟台。天津对朝鲜的贸易以进口为主,出口远低于进口,且贸易总值在中朝贸易中的比重较小。总体而言天津在近代中朝海上贸易中的经济地位并不突出。天津开埠之前,保定一直是直隶的行政中心。李鸿章兼任直隶总督及北洋通商大臣后,直隶总督的政治中心逐渐转变为天津。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受李鸿章“保藩固边”主张的影响,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经历了从消极应付到积极干预的过程。李鸿章在天津与朝鲜政府间的一系列交涉形成了中朝间的沟通渠道,近代中朝间的经济贸易问题都通过这一渠道得以处理、解决。天津实际上发挥了统筹近代中朝海上贸易的作用。《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规定两国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已开口岸,交涉管理通商事务。清政府从天津派遣陈树棠、袁世凯、唐绍仪等驻朝大臣赴朝,保护了在朝华商的合法权益。朝鲜派遣商务委员驻津与清政府就通商事宜展开交涉。在天津的驻津公馆实际上承担相当于驻华领事馆的作用,保护了朝鲜在华商民的利益。近代天津成为了中朝两国商民保护的基地,促进了两国贸易的发展。在清政府的援助下,朝鲜的军队现代化和电报系统建设稳步开展。作为中朝两国防务近代化的前沿的天津,直接促进了中朝两国民间的贸易交流及官方的军火贸易,为中朝贸易的保障提供了间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