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棚濑孝雄以“决定”与“合意”来描述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途径。在传统的刑事诉讼模式下,对犯罪行为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惩罚均由国家权力垄断执行,是一种以“决定”为基本模式的司法运行机制。但是随着“个人、社会、国家”的三层分化,“公共利益”的国家属性开始动摇;社会对于“受害人——加害人——社区”三者间的联系的认识在发生转变;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膨胀的犯罪率与总量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的矛盾激化,致使传统的“决定”模式的弊端逐步暴露,基于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催生出合意模式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广泛应用。这种应用已经不仅仅发生于地位与实力相对平等的“加害方——受害方”的私主体之间,同时还已经逐步扩展至“公权力机关——当事方”的公私互动,由此衍生出刑事合意的两种基本模型:“私力合意模型”与“公私合意模型”。这两种模型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制度目的,因而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也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合意在这两个领域并非都呈现出扩张的趋势和需求,而是伸缩并举。因此对于不同的刑事合意制度,立法者的态度应有所区别。由于合意这一概念本身与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具有某种相似性,因此与之相关的具有协商性的制度设计在国内较受欢迎。但是仔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合意观,实际上更倾向于“私了”,而非法治语境下的合意。如果要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正确引入合意制度,则需要将其纳入到规范程序内,通过完善的制度网络体系来保证其健康运行。基于以上思路,除去引言和结语两部分,本文的主体部分将划分为四章,第一章将从“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属性的历史演变,以及司法理念的关注点的转移,对“合意”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的合理性加以论证;第二章将从司法资源的困境入手,并结合“恢复性司法”理念来论证建立刑事合意制度的必要性;第三章将通过对“私力合意模式”与“公私合意模式”的探讨,来对刑事合意制度构建过程中所需关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四章将回到中国社会,以传统文化为切入点对今后程序设计过程中的关键点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