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公司债市场诞生并自此逐步发展壮大,由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良好和隐性担保的存在,债券市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保持无实质性违约的记录。而2014年首只民企公司债的违约,打破刚性兑付的局面,随着经济下行,违约事件频频爆发,国有企业债券也成了违约重灾区。立足于此背景下,研究隐性担保预期是否仍对公司债信用利差具有显著影响以及对于债券发行人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有关隐性担保、公司债利差影响因素和利差获取方式的已有研究,发现公司债利差主要受到税收待遇、流动性风险、公司个体信用风险、市场系统性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政府隐性担保问题长期存在于我国债券市场中,对于资质不同的债券,隐性担保水平存在差异。在“新预算法”等相关政策颁布实施后,政府隐性担保水平出现结构性变化。此外,Nelson-Siegel模型在债券利差的获取上更为有效。结合已有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本文设计了实证模型研究隐性担保预期对中国公司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在2014年债券市场刚性兑付局面被打破以前,国企债隐性担保预期未被充分定价。而2015年“新预算法”的实施,导致投资者预期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动机加强对地方国有企业经营的支持力度以反哺公共财政,因而地方国有企业公司债利差中出现显著的隐性担保定价。与此同时,由于2014年起公司债市场违约事件频发,市场风险偏好降低,因此具有中央国企背景的公司债被赋予更高的隐性担保定价。此外,可以发现公司债税后利差与国债利率水平、利率斜率、股价波动率、换手率和零交易天数比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资产回报率、信用评级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论,本文对不同市场参与主体提出针对性建议。对于政府而言,应当逐步消除盲目的政策兜底,并且在必要时提供显性支持,而不是若有若无的隐性担保。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当提高经营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培养自身的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对于投资者而言,应当摒弃盲目的隐性担保预期,回归价值投资的本源,甄别投资标的本身的资质优劣,才能避免踩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