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一带一路”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作为助推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其行为愈发受到关注,但是民营企业所处制度环境复杂,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维持更为艰难。与天生具有企业社会责任义务的国有企业相比,无天然属性的民营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必定存在其内部机理,其履行动机更加值得研究。我国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开展研究已历经30余年,这也逐渐成为企业管理中重要的研究话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活力的增强,法律制度的完善以及居民道德素养的提高,社会各方也愈加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无论是出于经济目的还是源于社会使命感,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都在不断加强。企业在与利益相关者接触时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当政府采用行政干预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干预措施对企业施加影响时,企业的融资行为、经营范围以及管理模式等均会受到影响。企业处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市场化程度、市场敏感度以及竞争环境的多样性对于企业的稳步成长不容小觑,更决定了当其与管理者外部网络关系融合时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的深度。地区的法治化水平对于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维护和遏制企业不当行为具有重要意义。除了外部环境因素,管理者外部关系网络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样起着一定的作用,这些内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因此本文以利益相关者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制度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作用路径,深入探究政治关联和内部控制的调节作用,从而进一步验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和讯网”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作为关键指标,市场化进程、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化水平等变量以樊纲等(2011;2016)等撰写的市场化报告中的相关数据来衡量,同时使用迪博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和手工搜集的董事长政治关联分别作为内部控制和政治关联的衡量指标。在对一些关键性企业特征变量进行控制之后,建立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模型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本文基于制度环境和内部控制及政治关联等内外部因素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政府的适当干预会促进民营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其给企业带来的资源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水平。同时市场化进程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和能力;在民营企业拥有政治关联时,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市场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向作用要弱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当法治化水平越高时,无政治资源的民营企业更可能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此外,无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向作用要弱于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且内部控制强化了政府干预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正向作用。依据实证结果及分析,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包括:重视制度环境的影响,提高社会责任意识;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内部控制体系;以政府监管为主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促进作用;内外部主体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时应当进行分类施策和差异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