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普法活动肇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的1986年,至今为止已经完成了七个五年普法规划。202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八五”普法规划时期。在我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普法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立健全了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建立健全普法责任制,从普及法律知识到建设和谐的法治环境,公民的法治观念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改进。本文通过对普法的性质、意义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普法并不是一项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首先是国家决定将普法作为推进法治建设的一项基本活动,普法主要有国家与民众两个主体,国家是主要的实施方,民众是主要的接受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也必须尊法守法,作为领导干部本身他们也是普法的重点对象,因此在此时他们也会转变角色成为普法的接受方;而民众在自身懂法的情况下可以向其他民众进行普法（社会普法机制）此时他们又变成了实施方。因此,本文认为普法的实施方和接受方角色并不是固定的,而是可以灵活转变的。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人员要做到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行使公权力人员能够依法办事本身就是最好的普法;如若没有遵守,那么就必须要有完善的惩戒机制,否则公权力在民众心中就变成了个别人的特权,法律就是维护特权的工具,进而损害法律在民众心中的形象。通过普法,民众了解法律,通过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样一个契合点则可以促使民众对法律形成内心认同（可以说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民众吸收内化法治观念的催化剂）,最终外化于行为——守法。“六五”普法规划中首次提出促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意见》,2021年6月“八五”普法规划中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可见,普法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普法是为了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推进全社会形成依法办事的风气,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提升公民的法治素养,建设法治社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普法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培育的目标是一致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建设应当贯穿于普法活动的始终。我国普法是为了增强公民的法治观念,促进全社会知法、尊法、守法、用法,形成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因此本文对普法理论进行梳理,构建出普法的系统框架,找出普法与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关系,分析七个五年普法以来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剖析“八五”普法的新亮点,最终提出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背景下普法的实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