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桂林“文化城”成为西南大后方的进步文化中心和国统区抗战舆论的前哨阵地。桂林《大公报》是抗战的产物。本文采用文献研究和质化研究法,旨在通过抗战历史语境和桂林“文化城”的媒介生态之下,探索桂林《大公报》的运作模式,重点挖掘其新闻话语表达的特色和规律,以及展开对其重要报人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是,首先对《大公报》的发展历程及传统风格作整体性的审视与观照,这是桂林《大公报》得以创刊和形成自身特色的基础。其次,对桂林《大公报》创刊的抗战历史语境和桂林“文化城”的媒介生态环境进行探索分析。一方面,桂林《大公报》创办成长于国运艰危之中,另一方面,抗战的严峻形势带来了桂林新闻事业的繁荣兴旺,形成了特有的媒介生态。然后对桂林《大公报》的版面编排和内容特色展开深入透彻的分析研究,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忠实报刊原件和结合报人作品、论著的基础上,总结其特点和规律,解读它如何运用新闻话语来推动中国新闻事业和抗战事业的向前发展。徐铸成的评论和彭子冈的“重庆航讯”是桂林《大公报》的显著特色。报人是报纸的灵魂和旗帜,对桂林《大公报》的文本研究离不开对报人的研究。徐铸成、彭子冈、杨刚等一批才识过人、品格高尚的报人们的办报活动和思想,以及他们的优秀作品都为桂林《大公报》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对桂林《大公报》经营和管理特色作简要分析,其高效的组织机构和灵活的用人机制都为促进桂林《大公报》成功创办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