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的中法战争让越南从中国的附属国转变成法属殖民地。战争结束后,中法两国在1896年签订了《边界会巡章程》,根据章程双方在中越三段（即粤越段、桂越段和滇越段）上设置边境特别管理制度——对汛制度,分别设置督办大员负责边境地区的具体事务。于是,云南段在河口、麻栗坡两地区设置了对汛督办,这样云南中越边境管理上的对汛督办制度就此登上历史的舞台。在云南段对汛发展中,云南对汛督办不仅负责中越边境地区的军政、民政、外交等事务,还承担着司法职能。半个多世纪中（1896年至1949年）,云南对汛督办司法权经历了附带司法权、兼理司法最后成为特别行政行的基层特别司法的变迁过程。对汛督办拥有法定边境地区的一切行政和司法权,成为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司法组织,对中越边境地区的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随着司法权的变迁,云南对汛督办审理了河口、麻栗坡对汛区域大量的民事、刑事和涉外案件,较为典型的有“黄金福拐装潜逃案”“刀家柱杀俞汛长案”“五口洞案”等。这些案件与传统案件相比,司法审判程序、案件处理方式、判决依据等方面都呈现出自己的特点,集中表现为涉外性、现代性、边疆性和民族性四重属性。面对边境案件的四重属性,云南对汛督办克服种种困难,积极、正确地行使司法权,主动推进了边境地区司法现代化的进程,既开创了新型边境司法模式,也形成了新型涉外司法机制,对当时的滇边社会和后世边境地区的司法活动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本文正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对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司法权的变迁历程进行小考,并以此作为接下来各章节研究内容的基础;第二部分以云南对汛督办司法的运行作为研究重点,以涉外、刑事、民事等不同类型的案件入手,对云南对汛督办的司法运行实效展开分析;第三部分主要研究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司法判决的依据;第四部分集中归纳了清末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司法的运行特点,论述了云南对汛督办司法实践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