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产业发展趋势,产业融合逐渐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随着高技术服务业在制造业价值链中的地位逐渐提升,两者间已开始呈现融合趋势。在这一形势下,深化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将是制造业摆脱“低端锁定”,并实现转型升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而在促进两业融合过程中,政府行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经济进入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诸如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匮乏以及环境污染等多重约束,中国经济面临发展动能不足的巨大压力。通过合理调整和使用规制政策,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将成为破解经济发展动能不足难题的重要路径。在此背景下,从政府行为视角研究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不仅构建起了政府规制和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间的研究逻辑,还有利于丰富相关领域研究内容,为推动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探索新的实现路径。在强调建设“有为政府”和深化制造业服务业融合的背景之下,本文首先对政府规制、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等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对文献研究现状和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在已有文献研究基础上,对本文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基础进行界定和剖析,为论文后续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次,本文分析了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实基础,对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现状进行数据统计,并对两业融合面临的形势进行分析概括,通过阐述两业融合指标体系的构建逻辑和方法,对融合水平进行测算,并对不同区域和行业间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动态演化规律进行分析。再次,基于前文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本文阐述了不同政府规制和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间的作用机制。在作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刻画不同政府规制方式对两业融合的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并结合规制使用实际情况,分别从进入规制、价格规制和环境规制三个方面研究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并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门槛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不同政府规制方式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异质性和作用机制进行检验,从而给出本文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经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测算结果显示,2005-2020年间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均实现快速增长,但行业综合发展水平较低,这也导致两业融合水平在整体上仍旧较低,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表现出差异化的融合演化趋势。第二,放松区域进入规制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还可以通过优化省域间资本配置效率、省域内制造业间资本配置效率和高技术服务业间劳动力配置效率间接促进两业融合。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入规制仍表现出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积极作用,由此可以说明持续性的准入制度改革意义重大。第三,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价格规制均与两业融合之间表现出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滞后一期的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价格规制则与两业融合之间表现出负相关关系,由此可知价格规制的影响并不具有长期一致性和稳定性,而且价格规制对两业融合的推动作用会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逐渐减弱。就中介效应看,虽然价格规制不利于行业效率提升,但可以通过提高产品市场消费规模,间接促进两业间的融合。第四,加强环境规制不仅有利于实现本地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还能促进邻近地区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证实了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促进本地和邻近地区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与此同时,环境规制限制了FDI在本地区的流入规模,促使FDI流入环境规制宽松的邻近地区,并推动邻近地区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第一,通过简政放权、优化市场营商环境、实施负面清单准入制度和完善保障性法律体系深化市场准入制度改革,提高非国有资本的市场进入规模和质量,夯实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现实基础。第二,通过逐渐放松价格规制、推动普遍服务型价格规制的构建、完善价格规制手段和发挥激励因素对价格的调节作用推动价格规制市场化改革,以此提升企业效率,深化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第三,要从加强环境规制力度、提高区域间政策协调性、优化环境规制政策渠道等方面完善环境规制顶层设计,倒逼企业通过创新实现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深化。第四,在坚持分类管理的政策导向基础上,通过细化规制标准和加强对不同政府规制手段的综合运用,更好地促进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第一,研究视角方面,已有文献在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时,较少讨论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促进作用,偏重于研究产业融合的经济效应,本文则从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实现路径着手,从政府行为视角探讨了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为深化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的可能路径提供新的解释。第二,融合水平及理论机理方面,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在测算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两业间的动态演化特征。同时,现有文献往往基于定性分析阐释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机制,缺少数理推导的支撑,本文在定性分析不同政府规制方式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作用机制基础上创新性的引入数理模型,丰富了政府规制影响产业融合的理论体系。第三,研究方法方面,以往文献在研究政府规制对产业融合影响过程中,多以定性分析为主,实证分析文献较少,本文使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考察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文章运用系统GMM方法、门槛面板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探讨了不同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此外,还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不同规制方式影响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作用机制。第四,研究结论方面,本文基于较为充分的实证检验,从进入规制、价格规制和环境规制三个方面深入考察了政府规制对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的影响,得出更为全面和翔实的结论,并提出有别于前人的研究观点,即政府规制是一套“组合拳”,要综合利用不同规制手段的比较优势,才能更好地实现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