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用地面积与人口规模不断增长,新建楼盘、旧城改造、道路交通、公共服务和公益设施建设等工程,郊区和农村的工厂、科教文卫事业和基础设施等用地需要征地。长期以来,征地补偿偏低、行政干预强势、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被人们所诟病和争议,补偿公平性、拆迁效率、维护稳定等方面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相继出台系列法律法规,中央一号文件和国务院相关文件都重点提出:加快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完善征地补偿办法。如何能够平稳顺利地拆迁并且维护好农民利益,既是对政府决策力、执行力的考验,也关乎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本文从村民关联角度研究农民在征地过程中的相互合作与排斥关系,既包含一致性行动也包含征地中农民合作困境。从分析了关联程度如何影响征地效率,以及村民关联度高与低分别对征地效率有何影响。描述了征地效率不同阶段的特征和目标,认识村民关联度影响的存在。文章主要结论有:⑴新中国以来征地效率经历了低成本-高效率阶段;提高成本-高效率阶段;提高成本-低效率阶段;和提高成本-提高效率阶段。与征地伴随的房屋拆迁制度变迁特征类似。目前征地效率面临成本膨胀、效率无法提高的倾向。⑵10个村庄征地案例测算结果表明,新乡征地效率最高,为1;邱庄征地效率最低,为0;其他村庄而言,茶庄、皇台征地效率较高,分别是0.98和0.90;而金沙、宋家园和李家磨征地效率较低分别是0.46、0.42和0.14。⑶根据逐步回归结果,征地效率与行动关联关系最为显著。征地效率与行动关联维度的关系为:Ei=-2.819+1.034Xi;而征地效率与失地农户关联度SDNMGLD的关系为:Ei=0.912*SDNMGLD。说明征地效率主要取决于失地农民四个维度之一的行动关联维度。经济关联是影响关联度最重要一个维度,但最能影响征地效率的是失地农民的行动关联维度。失地村民关联度增加0.912个单位,征地效率增加1个单位。⑷征地案例中部分村庄的失地农民与政府博弈进入了囚徒困境,征地成本仍在膨胀,主要由于法律框架规定的的补偿标准以外的间接成本膨胀。村民关联度高与低都分别存在不同方向的一致性行动方向,即村民关联度与征地效率形成“冲突—契合”不同类型的关系。农民与政府博弈形成“牺牲”、“冲突”、“执行”和“契合”四种结局。随着博弈变化,农民与政府行为偏好也会变化,但是村民关联度都是贯穿于农户博弈的内在力量,也是政府想要单方面提高征地效率的阻力因素所在。⑸根据不同阶段征地效率与征地成本关系的分析,得出征地补偿标准与征地效率存在的关系趋势图为倒U型。即起初阶段征地补偿在提高,征地效率也在提高,中间阶段征地补偿提高,征地效率达到最高,无法继续提升,而后期的趋势若无限制提高征地补偿,也不一定能够满足农户所有要求,并且征地成本过高政府和开发商利益受损,会不再推动高补偿的征地。通过结论得到征地改进方向和政策启示:兼顾支持农民维权和支持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征地改革,需要找到行动策略上的契合点和利益上的均衡点。政府与农民关于征地分别受到利益均衡标准的严格约束,均衡点的理想区间为征地补偿在农民与政府皆可以接受,间接成本减小,即政府行为和农民行为都要理性和受到有效监督约束形成契合,直接成本相互认可,且降低间接成本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