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墓葬壁画以图像的形式呈现了汉代人对死亡的态度以及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因而,汉代墓葬壁画在一定程度上比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丧葬制度更加直接与立体,研究者可以通过对汉代墓葬壁画内容和风格的释读探知蕴含其后的思想、经济、社会等文化脉络以及当时的审美风尚。但是,汉代墓葬壁画在事死如事生的特定主观目的制约下,作为墓主的随葬品深藏于地下,其图像呈现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现实本身,而是暗示了墓主(或赞助人)欲将墓葬转化为死后理想家园的殷切期望。墓壁被发掘后,墓葬壁画由藏于地下的随葬品变为举世瞩目的艺术品,墓葬壁画在图像-观-观者的视域下被探寻、追问。在这种研究范式中,研究者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在墓葬之中,以视觉形象呈现的墓葬壁画并非是作为视觉图像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许久以来,墓葬壁画作为被观的对象,遮蔽的存在着。因而,在墓葬壁画研究中,必须考虑以下三个问题:一、谁在观?二、观何物?三、如何观?墓葬壁画的观者包括两类,即墓葬被封藏前墓葬的建造者、赞助人和墓葬被发掘后站立于丧葬礼仪体系之外的意外观者。他们所观之物分别是具有空间性和物质性的墓葬中壁画和或丧失空间性或丧失物质性的(墓葬)壁画。他们与墓葬壁画的关系都是视觉活动下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这种视觉活动中,图像、观和观者都属于日常语言,观因观看者的不同视域呈现为盲目之看与意见之观,墓葬壁画亦因此被赋予宗教、政治和美学等价值。但是,在墓葬这一特殊的存在场域中,墓葬壁画虽然是视觉图像,但却指向非视觉。就此而言,封藏于地下的墓葬壁画究竟是否存在观者?或者更确切的说,墓主究竟能否成为墓葬壁画的观者?这一问题的追问促使我们对“观”这一概念进行重新界定。“观”除具有看、极目洞察之见的用法之外,其本字“萑”与“翟”皆有灌祭一义。所谓灌祭是指天子或诸侯以圭瓒酌郁鬯之酒灌注于地,使香气达于渊泉,引起神灵的注意,使之(神)起而与尸之形相合,如此,主人和主妇才能通过献“尸”(形神合一)实现尸饱如亲饱、尸醉如神醉的祭祀目的。故而,“观”作为祭礼之一环,具有神秘的降神意义,使尸作为真正的祖先而存在。对于墓葬礼仪图像而言,图像的本性(象此之“在”)完成于其自身之中(降神附于图),而非画师、赞助人或其他观者的观看、判断、陈述之中。在“观”的此种意涵中,因日常语言所遮蔽的墓葬壁画像作为“象”的本性显现出来。“像”的首要意涵是指与物(人)相似之形,此意涵乃是从“象”中分化出来的形式、形状义。根据《周易》对“像”与“象”关系的论述,“象”强调形似之意的同时更强调“象”如所像之物一样去存在。这说明,“象”不仅指物之形状,更包含与形相对的生与神,是与所象之物生命上的一致。汉代墓葬壁画在墓葬礼仪空间中,绝非诉诸视觉的“形”所能规定,而是作为“象”,在感神通灵的信仰下,具有“致天神”的能力或其本身即是真实的存在。不仅如此,在墓葬的特殊礼仪秩序下,汉代墓葬壁画的位置与墓室特定空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使墓葬具有天象、仙境和家园的象征性意涵,共同完成死者“理想家园”的建构。对于当代观看者而言,汉代墓葬壁画成为被观照的艺术品,其作为视觉艺术的审美价值凸显出来。汉墓壁画艺术风格问题最先为西方学者所注意,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汉墓画像的空间构图原则,试图证明汉墓画像经历了由二维到三维的图像空间进化。但是作为汉墓壁画最直观的呈现形式——色彩与线条却为中外学者忽视,而这两者无疑最能呈现出汉墓壁画的独特魅力。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色问题,学者多以五色审美模式涵盖之,却未考虑五色作为一种审美模式的真伪性和五色理论与汉代墓葬中的颜色遗迹的相悖性。五色理论经由时间的演进而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意涵,不仅成为阐明或建构以五行为序的思想体系或礼仪制度的一面,更被赋予了道德价值判断,形成一种“反色彩美学”的色彩理论;而目前所能见的汉代颜色遗存皆穷尽画工设色之能,可谓“五色杂而炫耀”。这说明从先秦到两汉,不断被“道学化”的五色理论并未成为汉代实际的用色标准,相反,汉代实际用色愈益追求惊采绝艳的生命感性之美。关于汉代墓葬壁画的用笔问题,有学者以为汉代用笔唯尽生动而未至于神。的确,汉代绘画从未特别追求象外之韵的呈现,而是以线条呈现出生命运动的极致。汉代绘画遗迹中的云气意象与奔马形象作为极其简易的“概念化形象”,最能体现两汉时期笔描的特质,二者虽有特定的程式表达,但画工对笔描运动之变化的热衷使其造型语言作最大程度上的夸张表现,线条作为“象”的骨骼挺立起“象”的生命。值得注意的是,色彩与线条属于赋形的方面,而汉代墓葬中的壁画对于色彩与线条的重视,说明色彩与线条在墓葬中具有超越于形之上的与生命存在相关的意涵。山水画与人物画作为中国绘画中的两大题材,其在汉代己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汉代山水图像多为仙境山水,仙山的神圣性与理想性是其最重要的意涵所在。而山水画,尤其是隐逸山水画所呈现的是与画家胸中丘壑相呼应的如桃花源式的超越现实自然山水的理想山水。就此理想性而言,隐逸山水与仙境山水图像确实存在某种亲缘关系。墓葬中墓主形象的面部刻画十分精细,但这些精细的面部特征并不足以表现人物鲜明的个性,人物仿佛带着一具高度概念化、理想化的面具。传世绘画中的人物像虽然坚持写貌传神,但画家在人物实际形貌的塑造上未必比汉代画师高明许多,由形貌所见的人物性格依旧隐于现实与理想之间,可见,文人小像依旧是一种理想性的形貌。然而,现代画史研究多将山水画与人物画传统追溯至魏晋时期,忽略汉代山水图像与人物像所承载的宗教象征内涵,而更倾向于以超俗的文人理想与个人性的抒怀解释之。这种忽略隔断了山水图像与人物图像在产生之初所表达的汲汲以求的世俗的理想性。当代学者认为,文本与图像的错位意味着“以图证史”的研究方式无法满足汉墓壁画的研究,而必须将墓葬壁画置于墓葬之中探索其自身的存在意义。这种对墓葬原境的强调或再现以及解释者客观的设身处地的投入无疑可以唤起汉代墓葬壁画原始的、真实的生命瞬间。但是,对于汉代墓葬壁画而言,历史的巨大时间沟壑使得研究者不可能抛弃自己的视域,完全进入墓葬建造者、赞助主,乃至墓主的视域。这意味着,当学者强调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时,他们对于墓葬壁画图像自身的风格、意涵及空间象征性,乃至文本理解等的前见势必会影响到墓葬礼仪空间的还原和汉代社会、政治和宗教环境的复原。由此,当学者在对汉代墓葬壁画的礼仪环境进行还原的同时,必清醒的意识到这种还原是否真的可以完成,并思考研究者究竟应该以何种心态面对汉代墓葬壁画,是惊喜于其作为历史的引证材料的史料价值,还是惊诧于其作为艺术史遗珠的美学价值,抑或惶恐于这难以重构、难以还原的特定存在场域、特定文化背景及宗教背景下的“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