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我国推行的外交政策表现出鲜明的“一边倒”倾向,主要的外交策略是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结盟。这一特殊外交政策出现的背后存在诸多影响因素,既有来自国际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来自我国内部的主观因素。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说,建国之初的国际社会正处在意识形态交锋的态势之中,尽管“热战”性质的战争已经结束,但是冷战的序幕却又悄然拉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针锋相对。苏联这一当时的社会主义领袖国家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保障自身国家利益,对我国推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十分支持。而当时的资本主义阵营领袖国家美国,无论是从政治理念还是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其国内主流政治观念都认为要对新中国保持冷遇乃至敌对态度。我国内部的外交主张除外部环境之外,主要考虑了三点因素。首先我国不可能倒向美国等西方国家,更不可能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中保持超然的独立身份;其次,我国无论是发展科技、工业还是经济的方面的需求都需要依赖苏联的支持;最后,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与我国的意识形态基本一致。鉴于种种因素,建国后我国外交“一边倒”的支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并不令人意外。不难看出,当时我国外交政策方针是在内外因素作用下最为合理与符合逻辑的。但外交政策显然无法一蹴而就的推行,我国从制定相应政策到真正形成“一边倒”外交态势,还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其中分为数个阶段,以刘少奇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前往苏联访问作为关键转折点。1950年我国与苏联对外联合发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声明就是我国外交“一边倒”局面正式开启的标识。建国后我国面临着来自以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国际生存环境十分恶劣。为了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和革命成果,“一边倒”外交不失为很好的反击方式。这也确实帮助我国顺利度过了建国之初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羸弱阶段,迅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国家复兴。不过这一外交政策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的内外政策制定受到了来自苏联的诸多制约,对外开放的进程停滞不前。并且在不少国家方针,譬如经济体制的选择上一味复制苏联体制,忽视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而后国际环境的变化,导致我国与苏联的意识形态鸿沟不断加深,国家利益矛盾越来越难以调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我国与苏联出现了十分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而苏联的侵略政策更是让两国进入了热战状态,“一边倒”外交政策最终破产。回顾推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起源和结果,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宝贵的外交经验,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和利益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外交更是要保持独立和自主,不能成为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