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的资源下乡为理解国家与农民关系提供了新契机。本文基于嵌入性的视角,以田野点罗村低保和精准扶贫项目制资源入村的三个阶段入手,旨在回答“农民如何认识、应对和吸收项目制资源”和“项目制资源入村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产生的影响”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名额筛选阶段,村干部的运筹逻辑强化了低保信息的保密性,引起普通村民“跑路”行为出现,也将名额识别中其他村民的不满情绪或隐或显的发泄给勤于“跑路”的对象身上。另外,受上级正式与非正式指令、低保名额筛选经验的影响,村干部的绩效逻辑将符合条件和“好说话”的贫困户识别出来,普通村民依赖两种不同的认识逻辑将外来资源尽收囊中。资源分配阶段,虽然规范化程序对村干部的信息控制构成挑战,其转换逻辑的运用仍然让外围成员‘说不上话’,但公共空间‘场’的存在让普通村民监督成为可能。同时,信息扩散滋生了村民争取逻辑发挥作用,乡、村两级干部使用多种策略旨在维稳,却引发‘闹腾’行为扩大,新的“名额平分保”出现。资源吸收阶段,多重主体之间的情景建构重塑了资源吸收路径的合法性,低保资源吸收呈现“泛福利化”特征,精准扶贫专项资源的吸收出现“福利转移”。从制度、权力和结构因素统筹探讨项目制资源入村的过程,本文发现,项目制资源入村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产生了两方面影响:1.国家视野中,项目制资源入村是国家角色转变的重要节点,实现了“汲取”向“给予”的转变,进一步突出国家与农民政治关系的经济化趋势,以有限资源在乡村社会的输入强化了国家力量;2.农民视野中,由于以村干部为主体的农民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对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理解不同,项目制资源入村造成了农民群体的分化。国家赋予农民政治精英的权力,使其形成担任国家化身的幻想,而不与普通村民为伍;普通村民的观念中,项目制入村资源代表国家意志,而农民政治精英是其获取国家福利的阻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