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考察西方传教士在其中的作用可以从史学层面透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又能从文化传播学视角解析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这一独特路径。本文期望通过对英国的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英国传教士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研究，梳理出戴德生在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方面的主观诉求与有限践行，对他的实践给予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所产生的独特影响，以及他这种主观诉求在实践中没有完全实现的原因予以考察。 20世纪主要是中国基督徒致力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建构时期。1922年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首次明确提出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宣言，之后，中国基督教大规模的本色化运动也由此展开。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有少数西方传教士洞见到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英国传教士戴德生（1832～1905）即是其中之一，戴德生关于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广泛进入中国内地建立教堂，实现传播区域的内地化，为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提供了生存空间；二是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间习俗习规，生活方式趋向中国化，以缓解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敌意和反感，为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提供了生存土壤；三是致力于培养中国本土基督教传播者，并追求建立“完全的中国教会”，为实现中国基督教本色化提供了现实载体。 戴德生在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过程中的思想和实践，一方面为中国教会培养了许多中国本土基督教传播者，另一方面也使大量的中国人认知基督教。但客观的讲，他毕竟是一个来自西方的传教士，西方观念和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思想与行为，他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戴德生追求他所期待的“中国基督教本色化”也未完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