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作为民国初年诡谲政局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关注。其中,发生于1913年的宋教仁遇刺案更是为众人所熟知的“民国悬案”。有关宋案背后的主谋之争盘踞了历史长河一个世纪之久,至今仍未有确凿的证据。然而,作为改变时代洪流的刺宋案,相当数量的研究将此案的政治意义与彼时“革命”合法性需要相勾连,所见的“主流叙述”,遮蔽了历史本来的繁杂与多面向。在笔者看来,宋案绝非仅仅是连接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的一个历史墨点,相反,“宋案的政治意义亦或是革命源头,往往被事后所追认和形塑的”,无论如何,宋案的历史结局似乎主动选择了历史陈述的方式,“并在其逐渐形成过程中微妙地挑选了理论上和行动是最有成效的功利主义说法”。①本文尝试通过宋案这个巨大的文本,提炼出颇具代表性的三方——革命会党、民众以及袁世凯政府。通过固定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系——宋案这个质点,来考察宋案背后历史书写的复杂性；通过厘清这些问题,试图挖掘出另一镜像下的民国实录：分析革命党人如何籍由报刊舆论和宋氏治丧两个维度,将这些极具仪式化色彩的行动,演化为再次革命的道德优势和斩获政治资本的绝佳机会。而与革命党人试图将宋教仁塑造成悲情英雄的形象截然不同,脱离革命策略和政治叙述的民众,对宋案有着自身独特的兴趣。从商业广告、舞台剧再到宋教仁文选,人们似乎并不关心宋案的革命话语和政治意义。相反,流传其中的谣言和无弗紧要的细节却被不断放大、披露,如同惊奇小说一般,刺激着所有人的神经。同样,当我们关注宋案的另一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又是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究竟造成刺宋案——这一原本属于司法范畴内的案件,又是如何演变成日后南北干戈的政治分水岭?不同群体对于宋案,这一有着无限可能的丰富文本,都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和目的诉求,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篇章。革命派不断放大宋案,使得其成为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秉持着功利主义价值需要来完成宋案这个文本的创作；而民间则是不断嵌入这种想象的文本,游走于革命派和北洋政府的“剑拔弩张”之间,代以原始的神秘主义色彩和自身的兴趣,参与宋案的自身意义想象的加工。而袁世凯政府力图在司法领域内解决宋案,但这一主张却并没有得到革命党人的响应。历史不惮以最恶的猜想将宋氏的死与袁世凯的反动本质相勾连,成为最为合理化的解读与判断。究其原因,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心态并没有进入一个真正的民主氛围,任何政治上的变动都可能成为南北分裂的燃点,由宋案而后引发的二次革命显然不能简单的归咎于袁世凯个人的反动野心。不断书写的政治史交融以社会史的视野,历史的面貌也就不再整齐划一,如同本文一样,看似分散的三个主体互相建构、嵌入、再建构宋案,我们窥见了民国政治的复杂性,也感受到历史书写情景的重要性。历史的记录本来就是充满了碎片化的描述,笔者所要打破的就是这样貌似统一的、固化的历史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