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我国通过人为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推动重工业的优先发展,藉此拉动中国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其中,扭曲农产品价格,以农补工是实现上述途径的重要方式。与上述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为中国工业化迅速推进做出的贡献类似,近一、二十年来土地征收和出让之间的价格差正在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动力。土地征收和出让之间的剪刀差促生了各级政府和企业采用“征地”手段低价取得农民上地然后高价转让的现象,使得大量的失地农民被孤立于城市化发展之外,不能通过自身拥有的土地权利享受国家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收益。长期的城市化偏向的土地制度造成了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也使得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效率低下,而且造成了对农民土地权益的重大侵害,更加剧了土地寻租现象的泛滥。同时,应该看到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转方式、调结构正在进行。而且,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趋势正在减弱,“加速城市化不应也不能再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旋律”。城市化减速发展的内在规律为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改革提供了契机。长期以来,各地方政府行政干预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土地城市化,并不符合城市化内生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土地征收制度,赋权于民,约束地方政府的征地冲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关注土地征收中的补偿标准问题,试图给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综合改革方案和一般标准。首先,从历史变迁视角阐述我国土地所有制、土地征收和补偿制度,发现我国土地制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特定外部条件修改和制定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我国集体土地转用最终应该走市场化道路。使用贝克尔歧视经济学模型证明当前土地政策不利于农村和城市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且过低的征收补偿标准降低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成本(地方政府存在财政幻觉),改变土地最优出让结构,降低了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效率。其次,提出土地征收补偿的综合改革方案。第一,对公共利益的范围进行了简单地界定,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进行了考察,基于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个人收益和最大化财政收入的几个假设分别构建了开放市场条件下最优补偿标准模型,基于我国土地产权和政府行为现状分析认为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城市土地市场,形成土地市场价格,按照征地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土地进行补偿。第二,对于农地征收补偿问题,认为农业用地存在正外部性,简单放开农转非市场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等公共利益,但是可以通过设置土地发展权,允许土地发展权交易使受影响的农业用地享受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收益。介绍了国外土地发展权的产生和发展历程,使用模型解释了土地发展权收购和转让对于社会公平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基于国外土地发展权实践提出我国土地发展权设置的可行路径,并认为我国农地征收应该补偿被征地者的土地发展权(如果未交易)。第三,讨论了公共利益的扩大化解释,认为某些公共利益有可能掌握在私人手中,然后分析了我国土地细碎化现实,证明在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的条件下,由于土地集中中垄断(要挟)和搭便车的存在,符合一定条件的私人用地也可以适用土地征收,但是补偿标准必须符合市场公平价值标准,而且应该参照英国土地强制征购制度设置事前进行市场协议购买的前置条件。最后,对第3至第5章提出征地补偿方案可行性的研究,力图使用数据考察政府退出土地出让收益环节后,房产税(财产税)税收方案是否足以替代当前土地财政。尽管当前数据表明房产税税收不足以替代当前土地财政,本文仍然相信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征地补偿方案仍能得以实施。本文的研究主要基于比较分析和规范分析。第一,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域外国家和地区已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比较和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经验对于认识和改革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在在比较和借鉴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补偿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土地征收补偿的建议,在土地发展权方面则比较了英国和美国当前关于土地发展权交易和转让的实践,在私人征收补偿方面也借鉴了英国强制征购的现实经验。第二,本文作为回答“应该怎么办”的典型规范问题,首先建立经济学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最优方案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目标,依据这一目标,提出征地补偿方案,在严谨的逻辑推理过后证明这一方案为最优方案,并就中国现实作进一步的分析和判断,提出综合征地补偿方案。本文还使用了制度变迁法分析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变迁,使用歧视经济学模型和政府财政幻觉模型分析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影响,使用博弈方法分析征地补偿最优方案,使用福利经济学方法分析土地发展权对公平和效率的促进,使用城市经济学中的竞租模型分析土地发展权在我国的适用等。本文的创新主要包括：(1)本文提出了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改革的综合方案,包括放开集体建设用地市场,集体建设用地事后市价补偿,引入土地发展权收购和转让交易,集体农业用地农用价格和发展权价格补偿,私人征收补偿的约束和补偿等,最后讨论了上述综合改革方案在我国可行性问题。(2)基于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个人收益和最大化财政收入的几个假设分别构建了开放市场条件下最优补偿标准模型,最后基于我国土地产权和政府行为现状分析认为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城市土地市场,形成土地市场价格,按照征地后市场价格对被征收土地进行补偿。(3)建议引入土地发展权收购(PDR)和转让(TDR)交易机制,提出我国土地发展权设置的可行路径,并认为我国农地征收应该补偿被征地者的上地发展权价格(如果未交易)。(4)讨论了我国当前农村土地细碎化的条件下,私人用地适用土地征收的情况,认为应该参照英国土地强制征购制度约束私人征收用途为公共利益,设置协议收购为法定前置程序,设定不低于政府征收的补偿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