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各国仍广泛存在国有企业,并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国有企业大多为政府控股企业或者政府参股企业,与政府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在国际社会上通常使用 State-Owned Enterprises、Government-Controlled Entities、State Enterprises等称谓形容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可能涉及到两类国有企业,一类是作为外国投资者的国有企业,另一类是东道国的国有企业。前者主要是指资本输出国的国有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开展投资活动;后者则主要是指资本输入国的国有企业,通过吸引外资的方式与外国投资者共同展开国际投资活动。由于国有企业与政府存在特殊的联系,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常常因其身份定位备受争议。目前国际社会上对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界定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本文试图通过探析国际投资法的相关规制以及仲裁实践的做法,厘清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界定问题,并为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提出应对之策。本文将通过四个章节来阐述相关问题。第一章主要介绍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演变过程。本章首先对国有企业的起源和发展、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的发展以及国有企业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可能引发的关切做了一个梳理。其次介绍了国际投资治理体系的发展及用于解决投资争端的ISDS机制。最后对国有企业与国际投资治理的相互作用做了一个简单的概述。第二章旨在梳理国际投资法中涉及到国有企业法律地位界定问题的相关规则,包括国际投资协定、《ICSID公约》以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的相关条款。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者”的定义,可以发现部分协定明确将国有企业纳入保护范围,即使是没有明确纳入或者排除国有企业的投资者定义,一般也可以作出包含国有企业的有利推定。且《ICSID公约》以及《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在判断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时侧重对案涉具体行为进行分析,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资本来源等一般性特征不能作为判断其法律地位的决定性因素。第三章探讨了部分涉及到国有企业法律地位界定的投资仲裁案例。仲裁实践中发展出了两种判断国有企业法律地位的分析方法,“主体”分析法以及“行为”分析法。前者侧重于审查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和行为目的等一般性特征来界定其法律地位,后者则侧重于审查国有企业的案涉行为的性质。第二种分析方法虽然与国际投资法的相关规制更加契合,但是也因为忽略对国有企业行为目的的审查而备受批评。一种同时考虑“行为目的”及“行为性质”的方法似乎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但是该方法是否具备可适用性还有待未来仲裁实践的检验。第四章基于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以及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的现状,探讨我国国有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活动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中国的应对之策。从公开的仲裁案例统计中可知我国的投资仲裁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投资者作为申请人的投资仲裁案件比较少。目前仲裁实践中运用的分析国企法律地位的做法对我国的国企投资者比较有利,因此我国国企投资者在卷入投资争端时应当积极运用投资仲裁维护自身的权益。但我国也应当警惕外资进入中国与国企合作投资时,不合理地借助ICSID仲裁将我国政府作为被申请人替国有企业承担责任,承受不必要的负担。同时我国也应当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以及国有企业的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积极作出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