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语教育通常被认为始于上海徐汇公学,它于1850年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Claude Gotteland,1803-1856)创办,而中国人自己开办的法语教育则是在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这是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兴办新式学堂是洋务派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其中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因其法语教育创办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在中国法语教育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外语的授课和学习,是实现不同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因此,这些开设法语课程的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而形成了一个实现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洋务学堂的特殊性在于,有别于同时代法语教育普遍由在华法国人开办,它是由中国人自发创办的。晚清洋务学堂诞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时期,这一时期闭关锁国的清朝被迫打开国门,中国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中法文化交流碰撞的新时期。晚清时期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个中法文化交流从隔离到开放的时期。特殊的时代孕育了特殊的学校。本研究尝试从中法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重新审视这些因法语教育而与中法文化交流产生密不可分关系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为主)。这些学堂诞生于中法文化剧烈碰撞交流的晚清时期,同时为实现中法文化交流提供了场域,最终对中法文化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法语教育承载着中法文化的交流,而文化交流的实现,离不开人类这一“搬运工”,我们称之为“文化摆渡人”。晚清洋务学堂因法语教育“引入”亦“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以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以及所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主线,探索他们之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影响,重新梳理两所学堂的同时,也重新勾勒彼时的中法文化交流。在研究两所学堂之前,首先必须明确晚清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历史坐标。以中法文化摆渡人为中心,勾勒洋务学堂成立之前的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以及洋务学堂创立时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为洋务学堂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中定位,可以使洋务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的研究更具可比较性。京师同文馆法文馆教习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是两所学堂“引入”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同文馆的法文馆教习,向学生传递了法语知识,而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教习,更是以法语为媒介,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授给中国学生。教学之外,教习也通过教材编写、编撰字典和译介西书的方式,同样促进了中法文化交流。此时接受知识的学堂学生可被视为潜在的中法文化摆渡人。此外,两所学堂的学生也通过留学的方式,获得在法国本土学习的机会,尤其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后四次派遣学生赴法,开启了中国官派学生留法的先河。京师同文馆法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的毕业生,是两所学堂“产出”的中法文化摆渡人。京师同文馆为培养外交翻译人才而设,法文馆走出了中国第一批通晓法语的外交翻译人才。法文馆毕业生以外交翻译的身份,在中法外交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是为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实现清朝海军强国的梦想所设,法文学堂成就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技术人才。法文学堂毕业生以海军技术人员的身份,投身中国近代海军事业,将法国的造船技术传习中国,成为新的中法文化摆渡人。外交与军事之外,两所学堂毕业生也凭借所学以教习和译者等身份,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所“引入”和“产出”中法文化摆渡人,他们本身是中法文化冲击的产物。作为中法文化的搬运工,会通中法两国文化,离不开他们的存在。这些中法文化摆渡人对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之后的中法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晚清时期,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进入一个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期,同时也开启了一个近代化的历程。以上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中法两国,凭借自身的法语能力,他们更进一步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构建起桥梁,同时也助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今日之中国,越来越多的学校因开展法语教育,形成中法文化交流的场域,引入也产出了中法文化摆渡人。面对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又有更多拥有法语能力的人站在中法、中西文化的中间,成为新的文化摆渡人,他们继续在中法、中西文化交流进一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重塑中国形象相辅相成,都离不开中法文化摆渡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