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家周汝昌说：《红楼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它是我们中华文化史上的一部最伟大的著作。其语言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最优美的,无论是人物语言,还是叙述描写语言,都达到了纯熟的地步。其中大量修辞格的运用与作品内容表达的完美结合是其语言方面的一大特色。本文拟从纽马克的传译翻译和语义翻译角度，通过对杨宪益夫妇和霍克斯译本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修辞翻译的方法和特点。　　 根据纽马克的传译翻译和语义翻译理论，传译翻译强调为译文读者制造的效果尽量近似于原文，而语义翻译则更多考虑原文的审美价值，尽量译出原文的语境意义。本文选取了暗喻，双关，飞白，摹音等六个《红楼梦》中常用的修辞手法，通过分析实例翻译，探讨传译翻译和语义翻译在《红楼梦》修辞翻译中应用情况。在文化性极强的《红楼梦》修辞上，杨宪益夫妇的译本更注重保留原文的结构和形式，尽量忠实于原文修辞。在直译无法完成时往往使用注释加以说明。而霍克斯译本则偏重译文读者的接受性，极少使用注解，大量的尝试调整和创新，尽量将原文的语言艺术效果传递给目标读者。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二者在本文选取的修辞手法的翻译中，杨译本偏重语义翻译而霍译本偏重传译翻译。两组翻译家在《红楼梦》修辞翻译中翻译原则和手法的选取受多重因素影响，本文认为主要因素在于翻译家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不同翻译目的以及原文本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地位。　　 在修辞翻译上，传译翻译下的霍译本可读性更强，而语义翻译下的杨译本则更多保留了曹雪芹笔下的艺术，更多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