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更迭，广场舞也经历着时代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城市化步伐的推进，一个覆盖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初见端倪，人们在物质条件改善的基础上，生活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广场舞在众多的休闲娱乐方式中脱颖而出，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近些年来，围绕广场舞展开的社会话题源源不断。通过媒介的选择呈现，它被多次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处，从一种休息娱乐方式变成了当下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甚至有报道称，广场舞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之一。　　本文主要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合肥滨湖新区以H舞队为主的广场舞群体进行了九个多月的观察、访谈与研究，从梳理广场舞的基本发展脉络出发，围绕交往、认同和仪式三个维度，笔者尝试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他们“为何跳舞”，他们“所跳为何”以及是什么让他们“非跳不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宏观社会的变迁通过不同的方式投射到每一个个体生命之中，对微观层面个体的解读也许并不能概括复杂世界的全貌，但却能呈现出最鲜活、生动的个案。　　首先，在历史中的广场舞这部分，笔者对广场舞的起源与发展进行了概括梳理，勾画了它从发轫时作为集体劳作生活的手段，到解放前后用于政治动员的宣传工具，再到如今成为大部分中老年人实现交往的方式这一系列的时代内涵与特征。虽然关于广场舞的起源学界仍然莫衷一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从来都不被视作一种单纯的艺术活动。　　其次，在交往中的广场舞这部分，笔者循着城外之“城”、“城”中之“舞”、“舞”中之“情”这一逻辑链条将大量的田野材料进行了有序的整合，从区域的地理位置及特征描述出发，通过对舞台、舞蹈以及舞者的分析，笔者认为当下广场舞的空间现状不容乐观，城市在发展的同时并未很好地考虑人们对公共空间的需求;但这并不妨碍在夹缝中生存的广场舞能够成为当地中老年人获取信息、建立沟通并实现交往的重要媒介;而广场舞当中的大多数是时代中既伟大又渺小、既特殊又平凡的一群人，她们决定着人际传播的内容和情感;而通过对人际关系格局的探究，笔者认为舞步背后存在着的孤独、人情与功利是驱使他们参与广场舞的重要力量。　　接着，在认同中的广场舞这部分，笔者以广场舞中的主力军中老年妇女为研究对象，围绕自我认同、我群认同以及社会认同展开探究。通过对个体生命经历的挖掘，笔者发现广场舞中的大多数她们经历过历史跌宕的伤痛，这使得她们有着强烈自我弥合的欲望，广场舞恰如其分地出现实现了她们自我表达的诉求;而认同能够促成共同体的诞生，在群体内存在着形式多样的认同方式，巩固着群体的向心力;在社会认同层面，被污名化的“中国大妈”成为“广场舞”的代言人，由于大妈们是舆论场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始终处于被消费的位置，加之社会巨变使得代际之间文化鸿沟的产生与理解的缺失，社会期待的塑形与她们想要挣脱角色束缚之间的矛盾，多方面皆导致广场舞大妈在当下成为饱受争议的群体。　　最后，在仪式中的广场舞这部分，笔者从日常和重大仪式的角度出发去审度当下的广场舞，认为仪式的体验感、凝聚力和强制性是让大部分人着了魔似的“非跳不可”的重要原因。广场舞编织了一张“意义之网”，让参与者在其中获得体验，通过反复践行，参与者将舞蹈内化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构成部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类仪式带来的强制控制。　　通过层层递进式分析，在回答上述三个问题基础上，笔者将广场舞视作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种特殊的媒介，通过它，一部分群体能够建立沟通、表达自我和共享体验，笔者还希望借此关照城市交往与传播的现状，深入反思隐藏在“广场舞”与“中国大妈”背后盘根错节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微薄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