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上市公司必须履行其信息披露的义务，使投资者能及时获取充分有效信息，如果缺乏这种制度安排，或这种制度安排形同虚设，往往会导致股东和相关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20世纪以来，信息披露不透明、财务欺诈等问题大行其道，安然、世通、施乐、默克、强生等世界巨头公司都曾陷入过严重的虚假信息披露丑闻，同时我国也爆出银广夏、郑百文、科龙电器和绿大地等众多信息披露造假事件。　　与此同时，在我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过高的现象，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质疑，也成为当前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发端于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发欧美金融市场剧烈震荡，大量金融机构倒闭和重组，并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波动。著名经济学家Stiglitz(2009)在总结次贷危机教训时，认为高管的高薪激励引起的过度冒险行为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总统奥巴马指出“华尔街金融高管高薪激励是酿成此次危机的主要原因”，并痛斥“危机发生后，高管仍获得高额分红，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　　从理论上看，信息披露机制是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上市公司向投资者传递投资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但也由于委托代理机制的存在，上市公司高管作为信息绝对优势者，他们选择向公众提供他们愿意提供的信息，从而信息不对称问题出现。如果公司信息披露得越模糊，信息质量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就越大，从而使得投资者对这个公司越来越看不明白，导致投资者“用脚投票”，股价下跌，损害上市公司业绩，并导致资本市场的信息扭曲。　　从股东的角度，如果公司确实存在一些经营上的困难，信息披露可能会模糊，但是他们期望通过一些激励机制，激发经理人的积极性，让经理人能摆脱这种困境。然而，这时可能存在代理成本问题(agent cost)。但是如果经理人违背激励计划，使得公司陷入无限的困境，却依然拿着高薪，在这种情况下，股东往往是无法监督的，道德风险问题尤其严重。　　本文试图回答如下问题:通常认为，信息披露透明的上市公司，其公司治理水平越高，高管的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越有作用;反之，信息披露不透明的公司，反映出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那么高管的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的价值提升可能被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信息披露的透明是否决定了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度？信息披露透明度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是否成负相关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同时，上市公司高管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酬，会不会操作会计财务信息，是否会采取有选择性的信息披露，特别是那些薪酬激励较高的上市公司，控制信息的内在动力会不会更加强烈，本文将尝试从理论上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作为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为此，本文研究按照如下思路逐层推进:　　首先，进行文献综述，分别从影响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主要因素，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对公司治理和公司价值的影响，以及盈余管理的角度梳理有关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主要成果和研究进展，并由此归纳有关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之间作用关系的研究基础。　　其次，开展现状和理论分析。在文献综述基础上，借鉴一般性的对于高管薪酬激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基本含义，然后提出问题，分析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现状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运用公司治理、有效市场、寻租、人力资本等理论对高管薪酬快速上升和信息披露违规现象频发的情况进行经济学解释，从理论上得出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为具体案例的剖析以及其后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做好铺垫。　　第三，使用案例分析方法继续深入探讨高管薪酬激励与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较筛选，从国内外选取三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案例，分别是美国安然公司财务欺诈案、上海外高桥公司虚假陈述案以及伊利股份股权激励计划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案。重点讨论上市公司高管如何利用公司治理机制内在缺陷和外部环境，制造信息不透明，采用掏空、操纵等行为获取显性或者隐性的收益，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从实践经验的角度证实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四，在借鉴国内外主要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建立代理人——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论模型，论证薪酬激励与信息披露机制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联系:代理人所在公司治理环境与薪酬激励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公司治理机制越完善，公司治理水平越高的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越高;公司信息披露越模糊的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越高，表明信息披露质量的高低决定了高管最优薪酬的高低，信息披露越不透明，则越会为高管薪酬提供更好激励，其就会具有进一步损害股东利益的动机;公司经营风险和私人利益收益风险都与高管薪酬激励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既定的最优薪酬激励水平约束下，代理人信息披露不透明与薪酬激励密切相关，并且薪酬激励越高的公司，管理人员控制信息披露的动机就越强烈，信息披露质量也会越差。　　第五，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并考虑薪酬激励的内生性问题，考察薪酬激励与信息披露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中，本文选择2001年至2011年的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影响。采用静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固定效应的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相关，信息披露越不透明的公司，薪酬激励越高，证实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同时，薪酬激励越高的公司，未来的信息披露越不透明。也就是说，上市公司高管在面临着高额薪酬的激励下，有强烈的动机控制公司的负面信息，从而导致信息透明度较低。考虑薪酬激励与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影响滞后，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系统GMM回归方法，结果显示薪酬激励随着信息不透明程度的加深而增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仍有较强的侵蚀股东权益的现象，委托代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同时，检验结果也揭示出，我国上市公司薪酬激励没有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的低下，在一个信息披露不透明、诚信机制缺失的环境下，薪酬激励的后果是高管变本加厉的损害股东的权益，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近几年面临的最大问题。　　最后，总结前文的研究结论，并据此给出相关政策建议。要达到薪酬激励与上市公司业绩提振的正向机制，首先是制度上保证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并从完善公司治理、加快法治建设、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等多方面入手加以解决，而其中最关键的还是提升信息透明度。　　本文创新点与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视角方面。首次从理论上对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建立模型进行了探讨，突破了以往对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问题的单独研究，对于两者之间的内生性联系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具有较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　　(2)理论分析方面。本文首次在理论上系统的梳理并建立了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问题的整体分析框架。虽然以往对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披露透明度问题的研究较多，也有很多实证文献的研究分析。但本文研究述评部分的文献统计却说明了另外一个事实，真正针对两者之间的实证研究较少，理论联系的分析相对零散。尤其是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内生性角度的分析较少，本文认为，制约该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关键在于缺乏一个综合的分析性框架来支撑相关研究。正鉴于此，本文首次将对高管薪酬激励和信息透明度的内在联系进行逻辑分析，这不仅为实证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更有助于全面理解两者的本质根源。　　(3)实证分析方面。本文结合案例研究和数理实证，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信息透明度的内生性影响。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信息披露透明度显著相关，呈现负反馈机制。信息披露越不透明的公司，薪酬激励越高，证实了前面的理论假设;其次，薪酬激励越高的公司，未来的信息披露越不透明，换句话说，上市公司高管在面临着高额薪酬的激励下，有强烈的动机控制公司的负面信息，从而导致信息透明度较低，同时也验证了信息不透明是影响薪酬激励的重要因素。这为改善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和公司内部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4)研究内容方面。研究内容丰富了有关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的相关文献，从高管薪酬激励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视角深入研究了委托代理问题、信息披露活动、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资本市场股价波动等理论和现实问题。　　除此之外，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和研究困难:信息透明度和高管薪酬激励之间的理论联系和现实联系涉及的因素众多，可能会影响两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和实际联系。同时计量估计结果的稳健性，还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