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中，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对改善生态环境，以及维持从地方到全球区域的生命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全球森林面积总量依旧持续下降，但是，森林转型——森林面积由持续萎缩转为恢复性增长，已经在许多国家出现。由于森林转型能够带来更多生态环境服务（水土保持、涵养水源等），已经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也迎来了森林转型。在森林转型初期，宏观机制（国家政策）发挥了关键的促进作用。不过，中国耕地资源稀缺，耕地保护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因而，中国森林转型的微观机制的研究至关重要。　　重庆市地处长江上游，承担着三峡库区和长江中下游生态安全的重大使命，同时该区域又是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区域。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后，重庆市加强了对森林植被的保护，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和森林工程。从2005年开始，重庆市逐年呈现出森林面积净增加大于净减少的局面。重庆市森林覆盖率由2000年的23.1％提高到2012年的42.1％，其中荒山荒地退耕面积贡献比重为40％，退耕地造林为28％，其他因素贡献了32％。目前尚无研究来系统揭示这些其他因素。本文选取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农村人口较多的重庆市“两翼”地区作为研究区。围绕森林转型的其他路径和1015份农户调查问卷，论文发现该区存在薪柴替代、耕地撂荒、牲畜养殖数量减少及林果种植四种微观机制，并利用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对四种机制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为加快重庆市的森林植被恢复，实现绿水青山，提供依据，也为其他区域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表明:　　(1)相对于2003年，2011年农户家庭增大了高质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减少了薪柴的消费量。薪柴消费量虽然有较大程度的下降，但是农户并没放弃使用薪柴，薪柴依旧是农户普遍使用的能源类型，且消费量占总能量的比重高。Tobit模型显示，非农就业通过降低农业劳动力比重和提高非农工资水平两种途径，能显著降低农户薪柴消费量占家庭能源消费总量的比例。此外，控制变量对农户薪柴消费也具有影响。户主年龄、经营耕地面积及离集市距离显著正向影响薪柴消费比例，液化气炉具、其他收入（政府补贴及亲戚帮扶等）、能源政策（沼气）及液化气等替代能源的可获得性（体现在武隆县和巫山县哑变量方面）对薪柴消费比例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户均牲畜饲养数量、家庭电器数量、公路及森林覆盖率等变量不具有显著性。　　(2)研究区地块破碎度高、坡耕地分布广，劣质耕地多，耕地撂荒现象普遍。农户撂荒耕地时注重耕地属性，主要撂荒地块面积小、离家距离远的地块。由于地形原因，早地撂荒比重较高。此外，农户撂荒耕地面积整体随时间呈现增加趋势。农户撂荒耕地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关键因素，但是农村劳动力比例因土地流转的缘故不显著。其他因素方面，微耕机、种植业收入、转出耕地面积、及哑变量武隆县和巫山县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他收入和野猪损坏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养殖业收入、离集市距离和是否通公路不显著。　　(3)研究区农户家庭牲畜养殖较为广泛，其中生猪养殖户较多。不过，在过去十几年，多数农户家庭减少了牲畜饲养数量。Probit计量模型显示，农户家庭放弃牲畜饲养是受非农就业影响，体现在农业劳动力下降和家庭生活水平改善两个方面。其他因素也对农户养殖牲畜与否有影响: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养殖业收入三个变量对农户养殖牲畜与否呈现显著影响;农户是否弃耕、种植业收入、其他收入及哑变量武隆县对农户养殖牲畜与否呈现负向显著影响;而户主文化程度、房屋离集市距离、房屋是否通公路及哑变量巫山县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　　(4)研究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经济发展差，林果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表现在林果种植户数、规模，以及林果种植技术、投资方面。但随着政府政策的扶持，以及非农就业对人们生活水平和农户市场意识的影响，林果业逐渐开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