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日益扩大，一方面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导致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联系日趋密切。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随后席卷欧洲已在全球蔓延开来的金融危机，将我国也拖入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使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不尽合理、产能过剩等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为凸显，刺激消费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迫在眉睫。消费低迷和高储蓄现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同时高储蓄又是高投资的物质基础，可见我国持续攀高的国民储蓄率是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失衡问题的根源之一。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在“中美国”经济体分析框架下，从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以及部门储蓄倾向两个方面，通过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以及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对比对我国国民储蓄率部门结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最后从部门结构的角度给出我国持续攀高的国民储蓄率的成因，以及如何通过降低国民储蓄率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下不断恶化的国际经济形势的对策。　　 全文共分七章。开篇部分为导论，该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现实意义，界定研究对象和核心概念。对所涉及到的储蓄以及各部门储蓄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并对储蓄率的多种计算方法进行了归纳讨论。最后给出了研究思路以及框架结构。　　 第一章文献综述，对“中美国”经济体以及储蓄理论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为全文的后续研究奠定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基础。近年来研究我国高储蓄率现象的一个较为新颖的角度是从部门结构的角度来研究。在这类文献里虽然研究方法以及结论存在着一些细微差异，但是他们都认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是我国国民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所以如何降低企业和政府部门储蓄成为降低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关键所在，这一观点被大家所普遍接受。但是仔细观察各部门储蓄率可以发现，一方面政府储蓄率在国民储蓄率中所占的比重很低，该部门储蓄率的降低对降低国民储蓄率作用有限。另一方面仅仅从国民储蓄率的部门组成上来看，企业部门储蓄率的大幅上升，的确是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的直接原因，但是日本的企业部门储蓄率要高于我国企业部门储蓄率，为何日本的国民储蓄率相对我国来说处于较低水平呢，也就是说日本企业部门储蓄率攀高时为何没有发生我国这种带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情况。由此可见，国民储蓄率组成中的某一部门储蓄率升高，可能是一个国家同期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全部原因。这样，部门储蓄间的相互关系则成为解释这一问题的关键，从部门储蓄间相互影响的角度入手，成为研究我国高储蓄率现象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切入点。　　 第二章在“中美国”经济体的框架下深入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影响。通过对“中美国”经济体的分析，本文发现，长期来看，我国应该以提高居民消费降低国民储蓄率来应对这场经济危机。接着在这一章里本文通过比较各国国民储蓄率，发现我国储蓄率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国家，直接原因是2000年后我国国民储蓄率增长速度过快。下面从国民储蓄率部门结构的角度分析我国国民储蓄率为何增长如此迅速。　　 第三章构建了部门储蓄率分析框架，并对中美两国国民储蓄率部门结构特点做了细致的对比分析。通过中美两国相关数据的对比分析，本文发现，2000年后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速度加快的直接原因是我国三部门储蓄率由以前的有升有降的变化方式变为2000年后的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的变化方式；这种变化方式改变的原因为国民收入向储蓄倾向较高的部门——企业部门——集中，并且部门储蓄倾向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所造成。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这种变化方式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在本章的最后，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部门间收入分配以及部门储蓄倾向分别对该国国民储蓄率变化的贡献程度的差异。接着本文从部门间收入分配、政府部门储蓄倾向以及居民部门储蓄倾向三个方面对部门储蓄率变化方式的改变进行进一步研究分析。　　 第四章分析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在这一章里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以及再分配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整个国民可支配收入比例的变化原因，并对中美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发现由于长期以来我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资金成本，造成在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收入在国民初次分配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持续升高。而这恰恰是企业部门储蓄率快速升高，进而带动国民储蓄率上升的最主要原因。同样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比例的升高也有一部分这方面的原因，不过，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升高还有一个原因是，在再分配过程中，其经常转移支出呈逐年下降趋势。在本章的最后，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对本章的重要结论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五章着重分析了政府部门储蓄倾向变化的原因。由于政府储蓄倾向难以直接观察，在这一章里从其形成以及流向两个方面来研究政府部门的储蓄倾向。在政府储蓄的形成方面，政府储蓄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部分，是政府财政收入刨去政府财政支出的剩余部分。我国政府财政收入近年来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无疑会带动政府储蓄的上升。通过对比中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过快，而在于在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并没有跟上。这不仅增加了政府储蓄倾向，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储蓄倾向。接着通过对政府部门储蓄流向的研究寻找政府储蓄增加的深层次的原因。政府部门储蓄有两个流向一是用于政府自身投资；二是用于政府向企业的资本转移。随着政府储蓄的不断攀升，政府部门的资本形成总额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升高，而其资本转移项目所占比例则不断下降。虽然资本转移项目在政府储蓄的使用中仍然占据较大份额，但是根据相关数据分析可以知道，近年来政府部门储蓄增加部分，绝大部分用于政府部门的资本形成项目。这也就告诉我们政府部门储蓄的主要目的已经从向企业部门的资本转移变为满足政府部门自身的投资需要。在本章的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上述推论进行了实证分析。　　 第六章分析了居民部门平均储蓄倾向变化的原因。居民部门储蓄倾向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居民部门内部收入分配差距；二是居民个体储蓄倾向。根据对居民个体的储蓄倾向分析可知，居民个体储蓄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上升，所以居民部门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推高居民部门储蓄倾向。本文在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情况以及不同收入阶层消费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对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部门储蓄倾向的影响以及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特点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导致居民部门储蓄倾向升高的最主要原因，如果将我国近年来刺激消费所产生的影响剔除，收入差距推高我国居民部门储蓄倾向的作用将更为明显。　　 最后本文在第七章里总结了主要结论，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经济形势给出了政策建议。根据理论以及我国相关数据的分析我国国民储蓄率快速攀升的直接原因是部门储蓄率变化由以往的有升有降变为三部门储蓄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的变化方式。根据分析可知，我国三部门储蓄率均上升的原因是，由于政府和居民部门储蓄倾向上升阻塞了部门间收入分配所导致的部门储蓄率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具体来说是以下三个原因所造成：1）在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部门储蓄倾向最大的企业部门集中；2）政府部门投资欲望旺盛造成政府储蓄倾向升高，进一步加快了国民储蓄率的上升速度；3）居民部门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投入不足的共同作用推高了居民部门储蓄倾向，掩盖了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所带来的居民部门储蓄率本应下降的现象。可以看出，我国国民储蓄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的部门间分配以及部门储蓄倾向的共同作用，因此，针对降低我国国民储蓄率的政策也应该从这两个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