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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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家庭未来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金融产品多样化,借贷渠道也更加丰富,家庭的消费观念逐渐从“储蓄式消费”向“负债式消费”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通过借贷的形式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我国家庭部门负债规模当前处于较高水平,在这背后所隐藏的巨大财务风险并不利于人民开展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家庭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金融素养能够发挥至关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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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家庭未来的需求在此背景下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同时,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金融产品多样化,借贷渠道也更加丰富,家庭的消费观念逐渐从“储蓄式消费”向“负债式消费”转变,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通过借贷的形式满足家庭的消费需求。我国家庭部门负债规模当前处于较高水平,在这背后所隐藏的巨大财务风险并不利于人民开展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家庭在进行经济决策时,金融素养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水平的金融素养会产生不同的经济结果,家庭成员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会形成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加入金融素养考察家庭负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匮乏。探讨金融素养在家庭借贷行为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有助于个人加强对金融知识与技能学习的重视,也有助于国家继续推进落实普惠金融政策,使金融服务通过提供金融支持惠及更多群众。基于此,本文从家庭负债的角度出发,以家庭压力理论为基础,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库2017年样本数据,通过ordered logit检验和调节效应分析,对本研究所要探究的问题分别进行论证,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研究试图回答四个问题:第一,在家庭部门杠杆率不断增长的背景之下,家庭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怎样的?第二,不同类型的家庭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具有差异性?第三,金融素养是否能够调节家庭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四,若第三成立,那么金融素养的调节作用是否在不同类型负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其一,家庭负债总额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家庭债务每上升1个单位,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22。其二,在家庭负债的不同类型中,家庭的住房负债、教育负债和医疗负债均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医疗负债产生的负向影响最大,医疗负债每上升1个单位,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70;住房负债产生的负向影响最小,住房负债每上升1个单位,家庭的主观幸福感下降0.013。其三,由于样本数量较大,本文进一步从家庭的异质性出发,将家庭按照城乡和教育程度的异质性进行划分,发现相比城镇家庭和高教育程度家庭,农村家庭和低教育程度家庭的负债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其四,金融素养在家庭负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其中,相比拥有中高水平金融素养家庭,低金融素养家庭的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强。其五,在家庭的不同类型负债中,金融素养在家庭住房负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其中,相比拥有中高水平金融素养的家庭,低金融素养家庭的住房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强。针对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两个层面的研究建议:一方面,鉴于家庭负债总额以及住房负债、教育负债、医疗负债对家庭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在宏观政策制度层面,政府要加大对某些金融机构和网络金融平台的监管力度,规范信贷市场秩序,建立居民借贷保护机制;积极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发展,防止房价出现大幅度的变化,建立多层次住房保障制度,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破裂”的风险;从医疗保障的角度出发,在实现医保全民覆盖之下,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的水平,尤其是提高对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程度,减轻高额医疗费用对家庭产生的冲击;正确引导社会风气,在制度层面上出台相关政策,实现校内校外“双减负”,解决教育“功利化”问题,营造健康的教育环境;在微观行为层面,家庭要理性借贷,合理规划收支,寻找释放压力的途径;理性购房,合理规划资金;关注自身健康,购买商业保险作为医疗补充,增强家庭对大病重病的抗风险能力;重视子女的身心健康与综合发展。另一方面,鉴于家庭金融素养水平普遍偏低,以及金融素养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负债总额以及住房负债对主观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的结论。本文认为政府应持续推行普惠金融政策,增加金融教育公共产品供给,加快金融知识的普及,开展金融风险提示和宣传教育,使金融服务更好惠及群众。家庭成员也应自觉加强对金融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提高金融信息搜集和判断能力,主动提升自身金融素养,以便更好做出经济决策、开展经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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