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国务院对于《工伤保险条例》的修订施行以来,由于社会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在实践中出现了很多行政工伤认定的新情况,但是《工伤保险条例》中的条款并不能有效的覆盖全部的情形,所以各个地方都出台了自己的规范性文件,最高院也发布了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尤其是2014年后,最高院发布的频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些都导致了工伤认定的标准也愈加庞杂。司法救济对于工伤认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化解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由于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的不断发布,对于工伤类的案件,司法对于工伤认定在事实上的标准也越来越精细,不可避免的会与工伤行政认定的标准发生冲突,而“循环诉讼”的情况也依旧得不到解决,导致整个救济过程耗时久,无法及时有效的化解纠纷。在我国,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平行的权力,意味着行政享有某种自主的、不受司法过度干涉的自主决定权的空间。随着国家法治水平和人民法治观念的不断提高,行政机关的依法执政能力也日渐提升,目前对于公权力的行使存在多种方式的监督,对于行政权也趋向于找到最佳控制点,本文希望参考国内和域外的相关理论,并通过行政和司法机关对于工伤认定标准的法律法规、数据、案例来分析其差异性及其成因,并试图通过提出建议来找到解决差异性的路径。本文共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论述了关于行政与司法认定标准的背景及研究目的、国内外文献的综述和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正文的第一部分是通过对近几年案件数据分析,以及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分析目前行政与司法工伤认定的差异性的现状。正文的第二部分是在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视域下,通过指导案例以及数据的分析,找到行政与司法工伤认定的差异性形成的根本原因。正文的第三部分是通过对比域外德国,新加坡,美国对于解决行政与司法工伤认定标准的差异性的路径来得出可以借鉴和完善的方式方法。正文的第四部分是提出解决行政与司法认定标准差异性的建议,包括新的认定主体,完善法律法规标准,明晰行政诉讼中司法权的边界和因素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