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数据作为企业生产要素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自然人通过网络活动在企业平台上留下了大量的个人信息数据,企业通过技术、资金、人力等投入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收集、存储、分析,并加工成带有巨大经济价值的大数据产品,可用于商业决策。对于企业数据在法律上是否具备财产属性不无争议,但由于数据天然带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特点,网络数据纠纷案件近年来也呈现井喷式增长,企业方对于数据保护的需求和呼声日益增加。在学界,有关数据的各类争议也源源不断,对数据赋权的主张多有显现。然而,数据客体特定性、独立性的缺失以及数据上承载利益分散化、多元化的特点使得数据财产权利难以证成。立法论上,无需通过创设新型财产权利的方式保护企业数据,其与数字经济运行的逻辑相悖,无法解决权利分配的问题,并可能带来个人隐私威胁、数据垄断等新问题。解释论层面,现行法律体系下,《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商业秘密条款、一般条款以及《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结合相应的保护性法律规范这几种路径对企业数据权益保护可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从而形成企业数据三位一体的保护模式。在纠纷双方存在竞争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转向利益衡量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标准,《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能够在保护数据控制者的占有利益和保护能够对消费者福利及竞争秩序产生有益效应的数据使用行为之间起到平衡作用,也是目前最常见的数据纠纷解决诉诸的路径。在数据纠纷各方不存在竞争关系时,侵权责任法行为规制模式中的“违反保护性规范的侵权责任”对于数据权益的保护可发挥补充作用。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引言和四个章节。引言部分重点梳理国内外学界关于企业数据权益保护的正当性基础、数据的法律属性、我国现行法体系下对数据权益的保护路径的研究现状。第一章分为数据纠纷现状、数据法律保护现状的梳理以及归纳相关争议焦点问题。现阶段从案件中可以归纳出的争议问题分为三大类,一是企业数据的法律属性与范畴不明晰,二是现行法体系下企业数据财产权益的保护路径不明确,三是学界实务界关于是否有必要创设新型数据权利,建立新的企业数据权益保护规则尚未有定论。第二、第三、第四章分别对应第一章中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寻找解决方案。第二章从厘清信息和数据的区别入手,将信息问题和数据问题分列两种不同的问题,强调信息问题偏重于内容层而数据问题偏重于形式控制,大数据纠纷是数据问题而不是信息问题。对于企业数据的法律属性,传统财产权无法证成,应将其纳入新型无形财产权益客体中。明确企业数据的范畴,并根据数据的生产主体、加工程度、具体内容以及公开性等标准可将企业数据进一步分类,对于个案场景中对企业数据进行类型化保护,探寻不同的保护路径有重要意义。本部分最后从企业数据的权源和价值链条着手,论证了保护企业数据的正当性,为第三章探寻企业数据的分类保护路径作铺垫。第三章从数据的公开与否以及纠纷主体是否存在竞争关系入手,探讨了企业数据在现行法体系下的分类保护路径。非公开数据可依据企业《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商业秘密条款予以保护,但商业秘密认定标准的模糊间接提高了企业数据成为商业秘密的门槛,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了该困境,应明确商业秘密认定标准并对举证责任重新在纠纷主体间进行分配。对于公开数据的纠纷,应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一般条款进行救济,但认定不正当竞争行为应从权利侵害式的路径转为利益衡量式的路径,发挥《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市场主体利益平衡和维护竞争秩序的重要作用。对于不存在竞争关系或者竞争关系难以认定的市场主体间的数据纠纷,可依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刑法》等法律中的保护性规范对行为规制提供制度供给,以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为框架,对不同的行为配置不同的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方式。第四章对新型数据权利创设的必要性进行论证,对新型数据权利的创设是否能够促进数据行业的发展进行探索。本文认为现行法体系可以为企业数据权益保护提供足够的制度供给,立法应秉持谦抑的态度,其中重点在于权利对于权益的谦抑性,要做到非必要不立法,进而否认了在现行法体系外再创新型数据权利以弥补“立法不足”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