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其非凡的引资业绩闻名于世,但是FDI的好处并不是每一个地区都能感受得到,大量FDI聚集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和零星的外资散落在西部地区的强烈反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与集聚问题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寻国际直接投资区位思想的变化轨迹,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工作如下：1)按照NEG(新经济地理学)范式,采用Dixit & Stiglitz(1977)的分析框架,建立了一个更加综合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一般区位选择模型。该模型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概括具有综合性,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将新经济地理因素集聚经济也纳入FDI区位的影响因素系统来整体考虑。在决定FDI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中,将集聚经济、市场规模、交易成本、工资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因素纳入基本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外商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该理论模型进一步证实了垄断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通过建立FDI区位理论模型解释FDI的区位选择行为,完善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同时对中国的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变化趋势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建议。2)在垂直FDI和水平FDI的区位选择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中国的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检验了工资成本、市场规模、聚集经济、交易成本、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学者的研究,在实证分析中,特别引入了产业结构和交易成本这两个因素,并且对这两个因素进行了创新处理,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和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外资类型,其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既有共同因素,也有差异因素,投资主体因性质不同而要求不同的空间要素及其组合。3)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空间演化特征进行了归纳,之后把经济学的规范理论和严谨方法应用到FDI集聚这一经济地理现象的研究。循着Krugman的思想火花构造了包含本地市场效应的需求函数和包含市场竞争效应的成本函数,并通过建立一个由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分析了跨国公司的微观个体区位选择如何导致了跨国公司的空间集聚及FDI空间分布的演化,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机制。通过拓展基本模型,引入政府政策变量,讨论了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对于集聚效应较差的地区,政府政策是吸引外资的重要手段。在此基础上,针对近年来一些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纷纷撤资这一现象,从成本的视角分析了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和由此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4)针对近年来FDI在华区位变化的来源国集聚特征,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基础上,引入一个衡量厂商之间合作程度的推测变量,分析了来源国FDI向中小城市定位的行为。从战略联盟的视角对FDI来源国集聚的动因进行了解释；基于产业联系效应并结合青岛“韩资高地”的案例对FDI的来源国聚集的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了针对来源国集聚特征的引资战略。5)对当前中国利用外资所处的阶段和发展水平FDI对我国的经济影响进行探讨,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外资管理体制的转型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