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由于经常伴随着正向或负向的经济效应而受到广泛关注。一方面国际资本流动能够为东道国提供资金支持、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加产出,比如新兴经济体因其较低的生产要素成本、较快的发展速度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吸引大量外资流入,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资本条件;但另一方面资本大规模变动又会破坏市场平衡机制,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比如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较高、具备弹性化的汇率制度,理论上能够抵御资本流动对其产生的冲击,但起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却也引起了大规模的资本异常流动,致使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因此资本异常流动可能会对不同类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近期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波动性不断增强,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对于各国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形态愈演愈烈,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服务实体经济的战略指引也为资本流入流出创造条件。在这一政策背景下,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渠道不断拓宽,给我国的金融市场稳定性以及经济增长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因此,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不同形式的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过程有利于各国制定有效的市场发展战略、避免系统性风险。同时研究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对上述作用过程的影响可以为不同经济体制定政策提供支撑,促进各国优化资本配置结构,更好抵御外来冲击。本文选取了64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1999年第一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的面板数据作为总样本,研究激增、中断、外逃和撤回四种类型的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以及汇率制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在上述作用机制中的影响。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资本异常流动中的激增会促进经济增长,而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外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第二,国际资本异常流动对两种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来看,新兴经济体在面对资本激增时的受影响程度高于发达经济体,激增流入会促进前者经济增长,但对后者的作用较小;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对两种类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新兴经济体的负向影响程度高于发达经济体;资本流动外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均不显著。第三,一方面提高汇率制度弹性可以减弱资本流动中断和撤回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也会削弱资本流动激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会抑制国际资本激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也会减弱国际资本撤回对经济增长的抑制,而对资本中断和外逃的影响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