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的纷繁争议存在已久,写作的女性和女性的写作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在文坛中掀起一波一波的风浪,女性的写作群体和写作特征成为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文坛中,曾发生过两次女性写作高潮,即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写作呈现出不同时间阶段的独特之处。本文选取在女性写作的第二个高潮时出现的两位女性作家——铁凝、王安忆进行研究。两位女性作家无疑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八十年代女性写作的转型时期,铁凝与王安忆作为南北两大重镇,书写着女性自己的命运。两位作家不同的经历、教育背景、社会身份等,造就了二者不同的写作特点与风格,代表着那一时期女性写作的不同状态,丰富了“女性写作”。同时,铁凝与王安忆又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相似的女性生命主题、女性命运发展,也同样拥有更为博大的文学观念和人文情怀,所以,其女性写作又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某种契合,而在写作中异曲同工。铁凝与王安忆作为文坛中女性的代表,在长期的写作过程中涉及到了人生、社会乃至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创作具有多元化的特点。本文则根据其八十年代创作的侧重点将其女性写作作为研究重点,力图通过对铁凝与王安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创作的“三垛一门”、“三恋一歌”——即《麦秸垛》、《棉花垛》、《青草垛》、《玫瑰门》、《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进行研究分析,对转型时期的女性写作进行更为全面、深刻而又具代表意义的研究。本文从主题、文学形象和叙事策略三个方面对研究内容进行展开论述。首先,研究分析铁凝与王安忆的“女性欲望主题”写作。在表达“女性欲望主题”时,铁凝与王安忆同样关注到了女性之为“人”的本体性确认,以“性本能”为依托,呼吁女性本真——人性——的觉醒,从而为“女性欲望主题”正言。不同的是铁凝侧重于通过透视女性的“性心理”这一主题,表现女性被压抑的情爱和欲望,王安忆则侧重于直面书写“性”主题,赞颂女性打破传统藩篱的欲望爆发。同时,铁凝与王安忆发现了女性欲望无论被压抑或者被释放,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境,也是唯一的结局——灭亡。于是,铁凝与王安忆找到另一个人类本能——母性为另一依托,以“母性主题”摆脱男权文化规范,讴歌女性与生俱来的自然母性,并以此为武器进行女性自我拯救,更进一步地从性别指认方面重新定义女性。其次,从女性形象塑造方面,研究分析铁凝与王安忆对文学史的重构。在主流文学史中最常见的即单一和两极化的女性形象,这一类女性失却了历史的话语权,又因为其极端性丧失了女性形象的真实意义。一方面,铁凝与王安忆挑战主流文学史中的女性形象,塑造争得历史话语权的复杂型女性形象,重新树立起不同于主流文学史中“新女性”的独特、多样的女性群像,从而丰富了文学史中的女性,完成文学史的重构。另一方面,铁凝与王安忆也发现女性生命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可避免的宿命轮回,两位作家分别选取战争大命题中的女性和日常生活中的女性百态,及其不得不面对的宿命,还原了女性生存状态的真实样貌,完善了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最后,从女性写作叙事策略方面,以“非女性的女性立场”为分析重点,完善对铁凝和王安忆女性写作的研究。铁凝与王安忆作为进行写作的女性,从未规避自己的女性身份,也毫不避讳地站在“女性立场”进行写作阐释,铁凝在文本中以犀利的笔锋直指男性弱点,破除了以往文化规范和社会生活中的男性神话,王安忆也在采访中直言“女性比男性更具有审美的性质”[1],提出以“女性联盟”为策略,让女性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响亮发声。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女性写作者,铁凝与王安忆一方面不刻意规避自己的女性性别,另一方面也不将自己归置于女性主义者,具有更广阔的文学观和人文情怀,即其写作的“女性缺席”策略,并以此作为脱离女性写作困境的方法。两位作家超越了女性单一视角的狭隘,铁凝以“双向视角”和“第三性”视角、王安忆以内外关照的“纯客观”视角构建文本,以更深广的胸怀进行叙事,从而实现“非女性”的叙事,突破女性写作困境,令其作品视野更加广阔、意义更加深厚。此外,本文力图用女性主义、女性心理学、叙事学等理论支持论述,尽量避免片面的论述,联系时间与空间的维度,同时兼顾与男性作家的比较,力求加厚本文的深度,对女性写作进行较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