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史上,作者和译者的关系,正如历史上男性和女性的关系一样,是一种“上级”和“下级”,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译者生活在作者的权威阴影之下持续了上千年之久。随着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女性主义翻译观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代翻译理论对翻译进行了重新解读,它重新界定了译作与原作、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出翻译是生产而非再生产。而女性主义则在此基础上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探讨融入到当代翻译理论中。在具体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强调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原作进行创造性改写甚至是重写,并提出了增补、前言与脚注、劫持等翻译策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诞生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纠正了传统译论存在的不足之处,比如原文的权威性、译者的隐身以及翻译的绝对“忠实”观,而且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有些女性译者过激的行为却导致了另一个极端:译者/女性成为了权威,作者/男性隐身甚至是死亡。译者/女性主体性的过度张扬,不仅对翻译理论和实践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也不符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因此,作者和译者、男性和女性应该是共生共荣、合作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目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已得到了译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对它的研究多数停留在该理论对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上,而系统揭露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较理想的解决措施的却较少。曾有学者将“双性同体”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完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除了“双性同体”理论,本文还试图从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视角解读译者应具备的作者与译者同体意识,并指出作者/译者犹如男性/女性一样,应建立一种合理的新思维,在交往互动的过程进行自我调节,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共处的状态。这一全新的视角,不仅对译者“双性同体”的概念内涵进行了更好更深的理解和阐释,而且使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对话局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引言部分。第二章陈述了国内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第三章则详细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内容、目的以及采取的翻译策略,并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所存在的局限性。第四章对于完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本文引入了“双性同体”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第五章则以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的两个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译者的不同意图和意识对译文的影响。指出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具备“双性同体”意识不仅有利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而且有着现实的意义。第六章为结语部分。简要概述了本文的研究主旨,指出了该研究的不足之处并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